浅析计算机犯罪取证与反取证

计算机犯罪取证主要围绕证据的获取和证据的分析。主要过程包括保护和勘查现场、获取物理数据、分析数据、追踪源头、提交结果等。计算机反取证就是删除或者隐藏入侵证据,使取证工作无效。反取证技术主要有数据擦除、数据隐藏等,数据擦除是最有效的反取证方法。从取证与反取证两方面分析计算机犯罪的特征,研究反取证技术的根源,可有效地保护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打击犯罪。     

农村治安新动向及解决途径

转型期农村利益调整,致使暴力性侵财案件、报复性治安案件和群体性事件频发。村级组织软弱涣散,群防群治机制欠缺,执法后续监督不到位,农村公安工作基础薄弱,是影响农村治安的主要因素。创建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局面,有待提高农民法制素质,调整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建立健全村、乡（镇）的组织功能,强化农村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治安保障能力,还可以尝试开展治安承包,通过有偿方式和市场行为辅助解决农村治安防控问题。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公安机关网络舆情预警工作研究

舆情预警是公安机关正确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前提。改进舆情监测工作,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公安部门需要做好舆情规划、舆情收集、分析处理、舆情预警四个环节的工作,把网络舆情信息汇集分析作为重点,同时利用先进技术作为保障。对于公安新闻的处理,公安机关可通过互联网平台与网民直接沟通来解决。     

浅谈保安业突破发展的几点构想

中国保安业已走过22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迅速的发展,但仍存在着职业化水平低,经营业务范围狭窄,经营者管理理念落后,职业稳定性差,从业人员教育训练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寻求保安业的突破与进一步发展,其核心问题：一是政府对保安的社会职能如何规定,对保安职业怎样定位;二是社会公众对保安的理解问题。     

防治重新犯罪与构建和谐社会——重新犯罪现状与对策的实证研究

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了人员迁徙浪潮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呈持续攀升,并突破历史的高点。人员迁徙,社会管理保障不配套,引发犯罪和再犯罪;教育滞后,低素质面临高诱惑、强竞争,引发犯罪和再犯罪;道德缺位,导致亚文化盛行,行为内控力、制约力弱化,放纵犯罪和再犯罪。改造罪犯压力剧增,监狱在解决自身矛盾中工作没及时调整到位,难以有效扼制重新犯罪和大要案的发生,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突出而尖锐的问题。     

公安机关组织结构扁平化与警力下沉分析——大庆公安机关警务机制改革的启示

警力下沉是全国公安基层所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三年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目标。如何推进警力下沉,是各级公安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大庆市公安局相继推行的以组织机构扁平化为主要内容的警务机制改革为今后公安工作中科学配置警力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对基层公安民警教育培训的思考

现在的公安民警教育培训机制落后,针对性不强,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防控能力,并使每个民警真正做到“三懂”、“四会”,就必须改进创新现在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及培训理念,在理论、技术、解惑等诸多方面提高公安民警的素质。     

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启示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和舆论空间时有体现,成为不和谐因素,引起了执政当局的高度关注。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定团结,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治理历史虚无主义,在政界、学界和新闻工作中始终强调历史清醒和政治正确,树立底线意识;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历史观塑造;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维护历史共识和民族英雄声誉;着力治理网络舆论,源头防范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举措,存在典型的单向度思维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采取的一些做法对当前我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