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务活动人权保障与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给予人权,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居于一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中。为了自身的自由生存、自由生活、自由发展以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具有人权。警务活动的主客体作为世界的主体,都具有人的一般本质属性。警务活动保障人权必须把警务活动的对象当做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意识存在物、主体存在物来把握。     

加强警察网络公关建设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网络媒介已经融入人们的工作、生活之中,这给公安机关的公关工作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当前公安机关要提高自身形象,实现良好警民联系和实现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的需求,有必要加强网络公关建设;构建在互联网上的警察网络公关可以实现警务公开、密切警民联系、危机化解、民警反馈与民意测验等功能。加强网络公关的建设可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着手,硬件包括建立门户网站和培养专业的网络公关人员,软件包括网络公关意识的培养,投公众之所好,注重服务性和注意网络安全,增强保密性。     

诱惑侦查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启迪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行为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侦查手段也应顺应实践的发展,才能更有效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诱惑侦查是案件侦查过程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尽管很多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实践中其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是打击犯罪所不可缺少的．我国应建立诱惑侦查制度。     

对基层公安民警教育培训的思考

现在的公安民警教育培训机制落后,针对性不强,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防控能力,并使每个民警真正做到“三懂”、“四会”,就必须改进创新现在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及培训理念,在理论、技术、解惑等诸多方面提高公安民警的素质。     

民族学专业期刊的学术资源构成及其影响力分析——以《贵州民族研究》(1995～2005)为例

本文通过对《贵州民族研究》1995~2005年载文量变化、论文选题分布、载文作者统计和论文被引用情况等作统计分析,来探讨该民族学专业期刊的学术资源构成特点及其学术影响力。     

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

在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上,存在着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字面的、形式的、逻辑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对形式的刑法解释论的扬弃,它不仅与刑法规范的特点、结构、内容相一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满足了我国刑事法治目标与罪刑法定原则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要求,适应了我国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体系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特点,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我国刑法应确立与贯彻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立场。     

论我国公司治理的规范与发展——以"一人公司"制度为背景分析

我国新《公司法》针对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采纳了国内理论研究新成果,借鉴了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在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其中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确立,则彰显了这一理念.一人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司形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公司理念的极大挑战.因此,探索一人公司的理论根源,深入分析一人公司的法律本质及价值取向,促使该制度在我国当前国情下正常运行,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规制,不断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死亡补偿费研究——尝试一种非主流观点

死亡补偿费的性质不仅关系死亡的民事救济,还涉及生命权的有无以及宪政和刑法理论对于生命的关注.现行法将死亡补偿费定性为对财产损失的赔偿,客观上把人看作获取收益的工具,有悖生命伦理.死亡补偿费应该是对生命损害的补偿,死亡赔偿项目除包括死者生前的健康和财产损失,现行法规定的其余赔偿项目都应以死亡补偿费概括.死亡补偿额以35岁为基数,赔偿可支配收入35年,每增加或者减少一岁,减少一年,最低赔偿不低于10年,对二亲等亲属的赔偿数额酌减.     

民事责任能力范畴分析

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中的基础性概念.任何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要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该主体即拥有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隐含在民事权利能力之中,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资格三位一体,构成民事权利能力不可分割的要素.民事主体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与该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认识能力无关.民事责任能力制度贯穿于合同法、侵权法等民法分则的各个组成部分,将其局限于民法分则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对民事责任能力的不当割裂.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