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坦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第8条规定了坦白从宽情节,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上首次确认坦白从宽制度。坦白从宽法定化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走出司法尴尬境地之必然产物。坦白,是指犯罪嫌疑人除构成自首以外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情形。坦白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可以包括犯罪单位。坦白的成立条件包括:被动归案;如实供述自己的已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或者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虽未掌握、但与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坦白从宽是原则,不从宽是例外。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发生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认定。     

打造黄河善谷 发展慈善产业——理念与实践的创新

面对国际国内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面对宁夏现阶段的发展困局和发展机遇,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打造黄河善谷的战略决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顺应了当前我国慈善事业急需突破和创新的需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益探索和内在要求,同时也为弱势群体实现人的本质提供了平台。     

慈善3.0时代:“互联网+慈善”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慈善3.0时代最大的特点是跨界、协同、众创、共享,是慈善过程的"全民参与"和"共同创造"。当前"互联网+慈善"呈现主体大众年轻化、内容积极多样化、形式互动创新化和效果扩大精准化的特点,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法律规范不严谨、行业规范过于固化、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不足、社会信任危机等问题,影响着"互联网+慈善"的深入发展。因此,需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行业自律建设、信息公开制度、道德与技术并行等方面着手予以完善,以促进"互联网+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传统观点认为,地方经济或财政实力决定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是,我们认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信息沟通、电子政务技术等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更具影响力。在公共治理理论框架下,本文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综合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实现路径。     

高职英语专业现状与思考

近年来,高职英语专业在学生素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师资队伍等方面都存在着实际状况不能适应和满足专业发展的问题。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专业课程体系,建立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并拥有创新、先进、实用、有效的教学模式,才能实现高职英语专业"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     

走出慈善的尴尬——试析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困境及出路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仍面临一系列困境,如政府角色认识偏差、公民慈善意识较弱、公众对慈善认识的偏差等意识困境;法律不健全、登记困难、税收政策不完善等法制困境;信息公开和内部治理不健全等机制困境。中国的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出路是树立现代慈善意识、走法制化道路和完善机制。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体制性障碍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诸多体制性障碍因素,它们制约着农民公共文化的需求表达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并带来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低下、投入不足和结构失衡等弊端。本文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现实基础,即固化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和不合理的文化服务供给结构出发,深入失衡的结构内部,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探究了影响和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体制性障碍因素,即具有价值逆向性的文化管理体制;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分权不彻底的压力型财政体制;政府垄断单一性的供给生产体制。而构建面向城乡居民文化需求和权益的服务型供给体制,是破除现有体制障碍,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的方向,它不仅有助于构建和形成一个多元共治的供给体系,更能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和一体化建设。     

股东会、董事会职权的兜底条款质疑

规定股东会职权的《公司法》第38条和规定董事会职权的第47条分别有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这种条款一般被称为兜底条款。这是2005年公司法修改的时候新增加的条款,立法者试图通过强化章程自治解决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规定不清的问题。然而,事与愿违,兜底条款不能全部实现立法的目的,甚至还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在章程没有规定时,无法判断有些事项究竞是股东会的职权还是董事会的职权。同时在股东会职权规定条款和董事会职权规定条款增加兜底条款实际上是不了解股东会和董事会功能定位所致,因此需要先对兜底条款作无害化解释,在下次公司法修改时删除。     

Family history,identity, and public history: writing a history of The Benevolent Society in its 200th year

Abstract

Since 2011, the authors have worked together on outputs associated with the bicentenary of The Benevolent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s oldest charity, established in 1813.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one of those outputs—a project making use of family histories of clients of The Benevolent Society's Asylu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reveal the histories of these families in colonial New South Wales. The project also involv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many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contemporary Australians are active agents in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when practicing family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