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

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种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为了加强对正当竞争主体的保护,应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的条件、一般条款适用的限制规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     

美国州检察长监管慈善资产的法律机制探究

美国州检察长是代表公共利益和保护慈善资产的重要部门,它已形成了慈善组织董事的解任机制、慈善资产流转的控制机制、慈善法人组织解散的监督机制以及诉讼和派生诉讼等较为全面的监管机制。当前,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建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的任务,我国可以借鉴美国这一制度,赋予我国检察机关相应的诉权、调查权和重大事项干预权等权能,以保障慈善资产的安全运行和促进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

慈善组织是利益相关者通过契约安排所构成的集合体,由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及信息本身具有外部性的特征,因此,应建立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信息披露机制。     

Putting the Brakes on Government Vehicles

正Central authorities release regulations to further reform the public-funded provision of cars for officials By Yin PuminTh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government vehicles,including the huge costs involved in their purchase and maintenance on top of their misuse as private vehicles,have long been criticized by the public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2013     

论慈善文化的结构及其建设

慈善文化是由慈善意识、慈善价值观、慈善组织机构、慈善行为、慈善外显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制度所构成的总和,是以慈善精神文化为核心,由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所围成的四个同心圆所构成。慈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慈善意识和慈善价值观,应通过宣传、利用信仰、创造慈善意识环境和慈善文化教育进行建设;慈善制度文化,主要包括慈善管理体制、慈善组织机构和慈善法规及管理制度,应当在改革慈善管理体制和完善慈善立法方面加强建设;慈善行为文化是指在慈善活动中产生的活动文化,包括慈善家行为和其它人员行为;慈善物质文化,是慈善文化的表层部分,是一种外显文化。     

权利外观保护理论及其在我国民法典中的设计

权利外观保护理论产生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向过程中。现代民法应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原则来对待,其构成中的共性因素包括事实上之外观、善意、实施交易法律行为,而"本人与因"只宜作为具体规则设计时可酌情考量的个性因素。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在总则部分规定权利外观保护的一般条款,建议表述为:"第三人合理信赖权利外观而与非真实权利人为法律行为时,其依据该法律行为所取得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适用中应遵循穷尽原则,并关注其配套机制的构建和运用。     

农民工文化生活:需求与供给呈现双低态势--以G市、J市农民工调查为例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基本无法得到保障,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很低,各供给方对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提供严重不足,呈现出一种需求与供给的双低态势。     

政府与公共产品

传统理论认为市场不能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所以需要政府介入 ,但是实践中政府全面垄断公共产品 ,直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 ,不仅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 ,也带来了财政危机。因此 ,有必要探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到底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 ,以及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只有政府、市场、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论转化犯立法的理论根据

转化犯是我国刑法理论对刑法中特有行为形式所作的理论概括,转化犯最大的立法价值在于它凸现了罪责刑均衡原则。基于转化犯是轻罪向重罪的单向转化,转化犯的法定性既缘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刑法规范作为裁判规范的属性使然。作为规范的表达方式,注意性规定的转化犯,其立法的理论根据缘于犯罪构成学说;而拟制性规定的转化犯,其立法的理论根据则基于法律拟制的正当性,即借助于法律拟制立法的正当性要求,拟制性规定的转化犯既可以弥补刑法条文的漏洞或缺陷,还可以满足刑法规范对实质正义的立法诉求。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