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何干之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理论探索

20世纪30年代，何干之立足中国内部、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不同的视角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发展前途等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中共制定新的革命政策和策略，形成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理论研究凸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和民族意识、浓郁的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等特征。     

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

早期行政法学普遍经历了从行政科学到法律科学的转向,而现代行政法学则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发韧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府规制理论为现代行政法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     

论宏观调控与政府经济行为的契合

政府经济行为在现代社会大量存在,应当接受宏观调控法的约束。政权体系中的调控部门对其他部门经济行为的调控并不违反基本法理。只有承认各个部门的独立利益及行为选择,才更有助于宏观调控措施发挥作用。     

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腐败成因解析

社会交换论对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对策提供了分析框架。腐败是在交换结构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交换结构存在的弊端提供了腐败发生的外在机会,刺激并诱发个体的腐败动机,两者结合促成了现实腐败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形形色色的资源交换实现了腐败收益,构成了交换动机——交换结构——交换资源三位一体的腐败发生发展的过程链条,从动态角度揭示了腐败的形成原因。各种腐败现象的本质是资源的非正当转移,这种转移的后果是个人和特定集团获益,而公共利益受损。为此,要控制腐败,就要控制腐败交换的动机和交换结构,斩断腐败交换的利益链条,这就需要构建并实施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从翻译目的看翻译中的对等

对“对等”这一长期被作为一条理所当然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批评标准的范畴,德国译论家卡塔雷拉.莱斯首创的目的论对此进行了独特的界定。这一界定为翻译原则的建立和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启示。     

被迫行为在我国和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的应然地位

被迫行为是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种合法辩护事由，我国刑法典在紧急避险和胁从犯中规定了被迫行为，但两者对被迫行为的规定是有冲突的。为有效处理这一矛盾，应取消胁从犯的规定，把被迫行为放在紧急避险中讨论，同时，应当把紧急避险放在犯罪论体系中进行讨论。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主流的观点认为被迫行为是违法阻却事由，而非责任阻却事由。事实上，被迫行为应当是责任阻却事由。     

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分析不同认知特点的题目

项目反应理论和认知心理学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 ,把它们结合起来可以得到更多的题目信息。通常人们只是利用了项目反应理论提供的项目难度、区分度等统计指标 ,本研究发现对于具有不同认知特点的题目 ,它们的项目特征曲线和差异性系数是有显著差异的。高分组和低分组在认知结构上的差异 ,也可以通过项目特征曲线反映出来     

法律监督的价值与功能

文章集中研究中国检察权，即法律监督权的价值与功能。主要从现实检察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的检视与分析入手，深入分析在检察理论研究方法中引进价值方法论和功能方法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法律监督本身的价值蕴含，以及在积极的价值观的导引和价值预期下，如何更自觉、更积极地强化和完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建设和更高效地实现国家法律监督的功能。文章的学术创新之处在于，从全新的价值论、功能论及其方法论视角探讨中国国家检察制度建构和强化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及法律监督功能实现的价值基础。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会理论探索

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工会的地位、职能和发挥的作用等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亟需进行相应的探索。以刘少奇、李立三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工会的地位、职能、作用以及工会如何处理与党、行政、职工群众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会学说,指导了建国前后的实践,并对以后的工会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动力学说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继承了包含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三大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动力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学说有所发展和超越。正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富带动共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命题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动力学说体系的主体框架，并反映了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和创新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