穴位贴敷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队列研究

目的 评价穴位贴敷法防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效果,分析可能影响其防治效果的因素。方法 以确诊的支气管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对象是否采用穴位贴敷治疗,将其分为贴敷组和未贴敷组。收集研究对象的基线资料后进行为期18个月的随访,获取病情变化积分。采用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考察病情变化积分的影响因素。结果 329例哮喘患儿完成随访,其中贴敷组196例,未贴敷组133例。随访时间延长,患儿病情变化积分呈现逐渐降低趋势,贴敷组病情变化总积分低于未贴敷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贴敷年数进入病情变化积分的回归方程,贴敷年数越长,病情变化总积分越低。结论 基于“冬病夏治”理论的穴位贴敷法防治缓解期儿童支气管哮喘有一定的效果,贴敷时间长者的效果更明显。     

基于德尔菲法的穴位敷贴干预小儿哮喘常用穴位及药物研究

目的 探讨穴位敷贴干预小儿哮喘的常用穴位及药物。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初步筛选穴位敷帖干预小儿哮喘的常用穴位和药物;再运用德尔菲法对小儿哮喘防治的专家进行3轮问卷调查。采用均数、等级和、不重要百分比评价专家意见集中程度,采用变异系数评价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结果 穴位敷贴干预小儿哮喘的常用穴位是肺俞、定喘、膻中、大椎、膏肓、脾俞、天突、肾俞及膈俞,常用药物是白芥子、细辛、甘遂、延胡索、肉桂、50%生姜汁及人工麝香。结论 运用德尔菲法采集的专家意见可为穴位敷贴干预小儿哮喘临床实践标准的建立奠定基础。     

不同手法推拿天河水穴对外感患儿的即时退热效果比较

目的 观察天河水穴在不同操作手法下的即时退热效果。方法 将94例患儿按年龄分为清天河水组、取天河水组及打马过天河组,通过测定患儿腋下体温、症状总积分和不良事件积分,评价3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3 h,打马过天河组患儿腋下体温及症状总积分明显低于其他两组（P<0.05）,清天河水组、取天河水组患儿腋下体温及症状总积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清天河水组、取天河水组不良事件积分均显著低于打马过天河组（P<0.05）。结论 3种手法均有退热效果,但打马过天河手法的即时退热效果最佳,但易造成皮损,清天河水、取天河水手法安全可靠,退热效果无差异。     

论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以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保护为视角

本文对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存在的对未成年子女利益考虑不够和保护不足及缺乏有效监管与救助问题,尤其是针对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性质界定和保护,抚养费的合理使用、监督与救济,以及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和离婚时抚养等问题现行立法或呈现空白或很不完善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借鉴外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有益规则,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和具体对策,着重强调在完善离婚立法中应最大限度地凸显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以充分体现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对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思考

我国有10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人群的违法犯罪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情感的缺失、家庭教育的不足以及学习问题等因素是导致其中一部分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目前,只有家庭、学校、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齐抓共管,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论由区分所有权人连带赔偿高空抛物所致损害的法律障碍——兼评《中国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法编》第56条

我国侵权法草案规定侵权人不明的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由“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建筑物使用人”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实质上是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设定了一种对其在住宅内的行为随时举证证明的义务。这种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自由权利的限制和负担,无法解释和证成其正当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实施的抛物行为是其承担侵权责任的根据,侵权行为人不明,受害人就无法按照侵权法获得赔偿。区分所有权人相互之间的监督义务和协助查找义务以及作证义务,乃公法上的义务;以此为根据要求其对受害人承担连带侵权责任,违反了法律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要求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证明没有实施抛物行为,违背了未发生的事实无法证明的证据法原理。推定所有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实际实施了侵权行为,违背了违法行为不能推定的侵权法原理。所以该条应该删除。     

美国处理儿童诱拐案件的立法与实践

海牙儿童诱拐公约在确保安全返还儿童、抑制跨国儿童诱拐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于1988年批准了该公约,其在实施公约的国内立法、司法实践及具体措施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由于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除了国际性的诱拐案件之外,还要处理大量的各州之间的诱拐案件,因此,美国这方面的司法实践非常丰富.中国虽尚未加入公约,但实际中已经面临着处理跨国儿童诱拐案件的一些问题,这方面,美国的实践经验无疑可资借鉴.     

选择性侦查的个体与组织原因探讨

选择性侦查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存在有个体原因与组织原因,一味强调选择性侦查而无法律授权,有肆意侦查的可能性,而绝对禁止选择性侦查又是不现实的。从侦查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对侦查人员个体的人性假设和晋升锦标赛式激励等方面,对选择性侦查存在的个体与组织原因进行分析,以加深对选择性侦查的理解。     

国家豁免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有效执行的影响及其克服

在国际社会对国家豁免问题逐渐由绝对豁免主义向限制豁免主义转向的趋势下,执行豁免依然具有较强的绝对性。这对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承认与执行产生了较大的阻力。在限制执行豁免的途径选择上,有些国家主要采用设置类型化的豁免例外条款、保留行政权适度参与和有效利用对等原则等,有些国家通过判例实践来实现执行豁免认定标准的确立。这些方法的背后,暗含着对维护国家利益与促进经贸发展两方面的利益权衡。面对参与国际交往与竞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仲裁风险,中国宜改变长期坚持的绝对豁免立场,在加强限制豁免立法的同时坚持互惠原则,灵活地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面对执行豁免于短时间内难以突破的现实,我国投资者亦应当充分做好投资前的防范准备,并在裁决执行遇阻后积极寻求多样化的补救措施。     

Role call: sex,gender roles,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BSTRAC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continues to be viewed in gendered and heteronormative ways. Stanziani, Cox, and Coffey (2018,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Sex, sexual orientation, and juror decision-making in a cas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5(10), 1325–1350) presented participants with a case of alleged IPV while manipulating the sex and sexual orientation of the aggressor/victim dyad. Results suggested participants view violence perpetrated by a man against a woman most abhorrently. The current study replicated and expanded that study, exploring how gender role beliefs influence participant decision-making. Female participants held more adverse attitudes towards IPV when a male assaulted a female. Further, participant gender role beliefs influenced decision-making. Specifically, males who endorsed higher levels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perceived the crime to be less serious, while females who endorsed the same beliefs perceived the defendant as less likely to benefit from treatment. Overall, results suggest individual beliefs regarding gender roles and masculinity may influence their perceptions of IPV, regardless of the gende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of the aggressor and vict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