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抗诉对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

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内涵的核心价值,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与安宁.民事抗诉制度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在:它能有效地监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效地节省司法资源,克服司法地方化.正因如此,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民事抗诉制度只能不断完善与加强,决不能削弱,更不能废除.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先问亲邻制度考析

田宅交易先问亲邻的制度在法律中出现始于后周时期,在宋元时期达到极盛。明清时期,国家律典对此不再作强制性规定,但在民间习惯中,先问亲邻的做法仍广泛存在。这一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将土地保留在本宗族的内部,减小交易风险,并协调家族成员关系。它与现代民法中的优先购买权和相邻权等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与发展——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评介

2011年8月通过初审并公布于众、征询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证据概念与种类所做的变化、对证明标准的进一步明确与完善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等内容充分表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与发展。与此同时,修正案还对辩护制度、刑事强制措施以及侦查程序等方面的刑事诉讼制度做了改革与完善。诚然,修正案中有些刑事制度的改革依然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修正案中所做的有关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与发展。     

民事抗诉制度的尴尬

2007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从根本上完善民事抗诉制度。法学界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争论一直未达成共识。制度缺陷和理论争辩使民事抗诉制度陷于存与废的纠结之中。民事抗诉制度仍有存续的必要;强化之路在于民事抗诉权与刑事检察权的有机结合。     

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与社会动力——纪念82宪法颁布30周年

我国法治建设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和披荆斩棘的艰难,但总体上廓清了法治天空中的许多迷雾,促使中国开始迈入法治初级阶段。1982宪法在恢复和加强民主法治方面有较大的进步,也存在诸多不足。当前的法治状况还有后退之忧。今后法治建设的目标应当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法治改革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民间的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党政内部改革派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与法治进步才有希望。     

法院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情况为对象

通过实证调研,其结果显示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仍然较高,并且当事人呈现出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的特点。人民法院在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既有家庭暴力认定、举证责任分配、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送达、调解方法上的有益经验,也面临着防治家庭暴力立法及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不完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局限性、取证难等一些困境。建议我国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加强防治家庭暴力宣传的同时,明确规范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与责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     

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反思与发展进路

我国法院目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国外第一审程序所有的三种类型案件,即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三种诉讼标的数额差别很大的案件适用同一种程序,与国际上公认的按照案件的类型设置民事纷争的处理程序的原理发生了明显的冲突。笔者认为,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首先应将目前按照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按照一定的数额标准一分为三;其次,在基层法院要专门设立简易诉讼法庭、小额诉讼法庭,以防止不同类型案件审理上的混同;最后,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要有助于人们接近司法,有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     

论“因侵权而犯罪”与“因犯罪而侵权”

刑事侵权具备"刑事责任"、"侵权责任"双重责任属性,由于刑、民责任在发展进程、互动的路径及效果上的不同,可分化为"因侵权而犯罪"与"因犯罪而侵权",即刑事侵权二分论。"因侵权而犯罪"具有民事责任倾向性,"因犯罪而侵权"具有刑事责任倾向性,解决刑事侵权责任问题须兼顾侵权责任法与刑事法的正义要求。刑民二分论有坚实的法律基础,符合法律价值基础的要求,当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进行内容接轨与功能互补时,可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价值目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