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文明与中国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科学认识资本主义与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科学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是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科学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科学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本文解读了一定程度上被我们所忽略的马克思的原创理论中关于资本文明的理论,特别是资本发展的历史极限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统一性,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     

略论政治文明建设的原则和核心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六大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精辟论断 ,是我党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创新思维的产物 ,又反映了新时期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要求 ,具有丰富的内涵 ,把握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核心 ,对于研究政治文明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献中确立了“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等重要思想 ,这在我国政治发展的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政治建设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解放了思想 ,指明了方向 ,开辟了道路。本文阐述了“政治文明”的价值判断标准、实践衡量标准以及制度保证问题 ,分析了“政治建设”的提出对思想解放产生的巨大作用 ,论述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主要方向和内容 ,回答了如何理解和把握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 ,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     

儒学与当代社会研究的简要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就儒学与现代市场经济、儒学与精神明建设、儒学与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总的倾向是摒弃简单的否定，进入理性地思考和批判地继承。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几种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其它政治文明,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以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     

中华文明的世界主义对于构建全球伦理可有之贡献

中华明自古就有一个世界主义的传统，有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如梁启超、顾炎武；有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如先秦诸家；有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如张载、陆象山、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在中华明中是齐备的。建立“全球伦理”这座大厦，需要动用全人类的智慧资源。中华明之世界主义在此重大构建活动中，至少可有如下之贡献：可以对全球伦理之各项要求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可以纠全球伦理之所偏，帮助全球伦理获得平衡稳定的发展；可以为全球伦理之实现提供方法与途径；可以提升全球伦理之视野，使全球伦理真正成为“普世伦理”或“普遍伦理”，把全球伦理之“全球”视野，提升到“宇宙”视野、“天下”视野。     

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目标导向作用、方法论意义和现实启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包含深远的生态意蕴,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目标导向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视野、群众立场、实践观点、辩证方法和未来向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在于建立空间相对有限的自然观、重视对资本生态负效应的规避和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方面。     

诉讼时效在保障工商业文明社会信用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二)

农耕文明的自然经济和熟人社会特点决定了农耕文明社会成员之间信用的不发达,信任得以天然维系,无需诉讼时效制度对信用加以保护,诉讼时效即无从产生.而工商业文明的商品经济和陌生人社会,则是产生大量信用,社会成员信息不畅.为了保障任何第三人不至于因债权人突然行使产生于年代久远而处于休眠状态的权利而受损,有必要设置诉讼时效制度切断久远的债权债务关系影响到对当事人财产信用的评价,维护债权信用体系.诉讼时效通过其独有的弱化甚至消灭权利的功能维持了整个社会的债权信用,尽可能保障一般社会的交易安全.这即是诉讼时效的制度基础之所在.     

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读后

张晋藩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从法制文明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无论是其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对象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范式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克服了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的革命法制史和法制近代化两种范式的缺陷,因而对于探索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推进这一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