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企业社会责任——兼评我国《公司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

通过对我国《公司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空洞的宣言,它的价值理念蕴涵在《公司法》中,通过相关的条款予以体现.对企业社会责任不应该只进行纯理论性的法条解读,有必要将其与实体意义上的惩罚权联系起来,做到理性的对待企业社会责任,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实施.     

从一个妇女主任的遭遇看村落性别规范

本文通过一个案例剖析村落性别规范的内容、运行逻辑。性别规范有3个层次的内容:(1)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2)两性分工的内外之别,(3)双重标准的性别规范。通过对村落性别规范运行逻辑的分析,发现村落文化变迁的趋势:村落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逐渐弱化之后,原有道德规范失去继承,村落社会评价机制发生改变,同时舆论惩罚失去效力,性别规范在村落文化变迁之时也在重新建构。     

东北振兴政策实践效果评价与政策启示——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全国比较

通过利用马奎斯特(DEA-Malmquist)指数计算得到我国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对比分析东北三省与全国各省的计算情况,发现2003~2007年我国东北振兴政策实践未达到理想效果,提出东北振兴政策的一个重点指向就是对技术研发与创新、资源节约和生产要素高效利用进行大力支持。     

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意义与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法院调查证据的权力越来越萎缩,给司法发现正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其实,法院依据职权调查证据是法官自由评价证据作出公正的判决所必需的手段。在我国,需要通过完善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以及规范取证方法等来保障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力并防止其权力滥用。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     

试析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问题及对策

政策评估是一个完整政策施行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现状问题入手，分析其缘由，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可以完善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体系，推动我国高校对口支援健康发展。     

公安院校体能训练课学习评价模式改革研究

采用教学实验、数理统计和文献综述等方法,对设计的公安院校体能训练课＂过程评价＋终结评价＂的模式进行教学实践检验。旨在通过考、教结合的过程评价和考、教分离的终结性评价,对体能训练课教与学过程中学生学与练的积极性和练习时间投入实行有效控制,达到督促学生拓展学习,加大课外延伸部分的实效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研究表明：通过两年教学实验,实验班优秀率明显强于对照班,而对照班及格成绩占比较大,实验班体能结业成绩整体水平要明显好于对照班。     

论立法后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兼评汪全胜教授《立法后评估研究》

立法后评估是衡量或检验一部立法质量高低的基本制度.因立法后评估具有重要的制度功能和意义,其可操作性的理论设计较为详备,以及对一些前沿性理论和制度的容纳,使得该制度“看上去很美”.然而,可靠性与有效性是立法后评估走向“实际很有效”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尽管汪全胜教授等所著《立法后评估研究》对立法后评估的基础理论及如何操作进行系统论述,但没有从理论上有力解答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问题,尤其是如何保证评估信息的可靠与评估回应的有效.立法后评估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也表明我们对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对此,可通过重构评估主体模式以及改进评估方法和技术等方式,来增进立法后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我国高教服务全过程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评价是考察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而评价的质量保障取决于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本研究侧重于高等教育的服务功能,其评价视角是将"服务过程"与"服务结果"两方面相结合,构建了高等教育服务全过程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对目前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服务的效率和实力予以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提高高教的效率和实力的前提是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教育的高效运行也可以进一步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     

我国内地与澳门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比较

绩效评核是政府公务员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和手段。与内地相比,澳门公务员绩效考核的法律依据比较充分、考核程序比较完备、对考核结果不满的救济机制比较健全,并且已经构建了一套比较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量化测评指标体系,其在绩效考核方面的制度建设以及实践值得内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