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

保险合同法可以体系化地解读为意思自治、给付均衡与合理期待三个核心原则的组合。立法者希望籍说明义务来消减信息不对称,贯彻意思自治。但在建构制度规范时,并未考虑信息传送方的履行成本,对信息接收方的识别成本与关注焦点也存在认识误区。这种过度理想化的设计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立法应废止实质性的明确说明义务,代之以形式化的信息提供义务。对于意思自治的不足,可以通过提升给付均衡度和更有效保障被保险人对获取保险产品的合理期待加以填补。     

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解释——以合同为中心

金融衍生交易特别是场外衍生交易规则与传统民商法之间的冲突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衍生工具作为一种新的合同类型,与传统合同的显著区别在于"当前订约、未来履行",从中派生出特殊的履约风险、缔约风险等一系列新问题。对赌、显失公平等法律争议正是基于衍生合约本身的特性而产生;而通常被称为"衍生交易规则"的一整套制度实际上是市场自发创设的防范履约风险的安排。在此,场外衍生交易与场内衍生交易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需要应对同样的问题。通过还原衍生交易规则背后的法律逻辑,可以构筑一个以"合同"为中心的衍生交易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容纳从合同效力、履行、缔约到信息披露、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以合同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民商法应扩张自身的体系以容纳实践中产生的新合同类型,从而为整个金融衍生交易法律规则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专利权担保融资的法定限度与合约扩充

专利权担保融资是知识产权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专利权的交换价值是其担保功能的法理基础.专利权担保的性质在法律上被界定为质押,专利权担保的效力以登记为要件.目前理论认为,专利权担保为介于抵押与质押的中间形态或接近抵押,其效力以担保合同生效为要件.由于专利权担保融资属于间接、非证券无形资产融资,因此受到三个方面的基本规则约束,即专利规则、担保规则和贷款规则.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专利权人与贷款人之间可以根据设定担保的实际需要依据合同自由原则补充法律规定之不足.     

无效合同的识别与处理——兼谈“三金”“三乱”合同的效力

无效合同依然属于合同范畴 ,不过自始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1999年 10月 1日统一合同法施行后应当采用两套标准对无效合同加以识别和处理。     

Insurance Law Reform by Degrees: Late Payment and Insurable Interest

Over the last 11 years, the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cottish Law Commission have worked on a joint project to modernise 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 Due to the size of the project, the Law Commissions proceeded in phases and separated out specific issues for legislative reform. Their proposals have already resulted in the Consumer Insurance (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Act 2012 and the Insurance Act 2015 which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for consumer and non‐consumer insureds and insurers alike.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further areas of reform: the introduction of an implied term about payment of insurance claims by insurers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nd a statutory restatement of the doctrine of insurable interest. It considers the old and new substantive law and provides an insight into the reform process.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障碍及其克服

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理论上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侵权行为法上的专门问题,与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问题关系不大。尽管我国合同法确立了责任竞合的有关规则,然而该规则并非万能,它无法解决仅仅因为违约但不侵权导致的精神损害后果的赔偿问题。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持反对意见者所提出的种种理由虽然值得重视,但均不足以成为立法政策上拒绝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真正法理依据。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迫切期待打破违约责任中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理论神话,在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与构成要件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与控制

行政协助制度是行政程序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却显得相对落后。随着行政职权的有限性和专业化与管理事项日益复杂化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建立行政协助制度已成为解决现行管理体制弊端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对行政协助的法律定位入手,界定了行政协助的涵义、特征及与相似概念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从程序和责任两个方面对行政协助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     

论无权处分的效力

无权处分问题涉及到无权处分人、相对人与权利人三方面的法律关系，横跨物权法与合同法两大法律部门，牵扯到权利人和相对人两方面的保护问题，可以说无权处分制度的完善与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财产法的内部和谐问题。只有将无权处分合同认定为有效，才能很好地与合同相对性、善意取得及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相衔接。     

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

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是共同处理标的物毁损灭失案型的两项不同制度。在我国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实现了由过错责任向严格责任转化的情况下,风险负担制度的内涵与适用范围应作相应的调整。违约之际风险负担的处理涉及到这两项制度的协调与配合的复杂关系。在履行迟延期间标的物毁灭时,原则上应使违约方当事人承担风险。对质的不完全履行之际的风险负担问题,国际公约、各国或各地区立法不一,对我国现行法律进行体系解释可知,当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由出卖人承担风险,否则则由买受人承担风险,不过,买受人仍享有违约救济权。在违约之际的风险负担问题上,我国现行法律还存在若干漏洞,应予填补。     

论德国法中的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

德国法中长期由判例发展出的由第三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做法已借助新债法的修订正式纳入民法典中,这一对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突破昭示了该责任信赖保护的宗旨,可以对正确认识缔约过失责任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