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对我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网络媒体对我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教育工作得要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网络媒体的挑战,国家要加速互联网络体系建设,对网络媒体进行依法管理和技术管制,并加强对青年的人文关怀。     

物权效力及其类型的另路分析——兼谈与效力类型相连的物权效力量

结合物权运行状态和情势进行梳理,物权有基础性实行效力、衍生性保全效力与转化性救济效力。实行效力契合物权本旨,表现静态归属和物权人得通过一定实行行为使物满足需求的动态过程。保全效力主要指物权请求权,属衍生性请求权,其独立性要求或重新认识侵权行为法的债法地位,或将其中物权请求权效力的内容还原归位到物权法。救济效力是物权的最终效力,也是损害赔偿之债或不当得利之债的效力,于此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合一。对物权效力作量的考察可帮助认识物权效力边界和作用范围。实行效力转化为救济效力时,不存在如债权获得救济时的“同一性”而是效力量受到了减损。可提出某些物权救济之债具有相较一般债权优先的办法来还原和保持物权效力量。     

论鬼船欺诈及其法律防控机制

鬼船欺诈是海事欺诈的一种形式,欺诈者借鬼船窃取货物,给国际货物贸易的买卖双方、保险人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鬼船欺诈之所以产生并蔓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应通过多种途径对鬼船欺诈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打击。     

再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统计问题

“也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统计问题”发表后,农业人口统计资料失真后该怎么办,我国目前到底是农业人口多还是非农业人口多?这成为笔者需向同行和读者认真回答的两个问题。对前者其办法不外乎以下五种:一是取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而代之以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二是继续让原有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资料滥竽充数;三是借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中有关中国农业人口的资料;四是公开宣布公安系统统计的人口数据是农业户口的人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人口;五是千方百计搞一套接近实际的中国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资料。前三种办法均不可取,第四种办法从公安系统来说,也许有一定的保留价值,但它无助于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统计问题的解决,所以,只有第五种办法才是科学合理的;对后者,如截至目前,肯定是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多。     

论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决定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和谐,同样,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也决定着人与社会关系的对抗。人类只有通过改变其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将人与自然的这种对抗性关系转向和谐性关系,进而才能建立起一个美满和谐的社会。     

我国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外部性现象分析

农村公务人员高效率的行政行为是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其行为中的外部性问题却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因为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与帕累托最优原则不符,因此通过外部性理论审视与分析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中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在制度层面完善对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措施,弥补正外部性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加大负外部性现象的成本风险。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研究

我国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含量低,风险相对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其利润水平低,存在着资金供给渠道狭窄,内源融资规模有限,直接有效的资金供给不足,风险投资渠道不完善,商业信用不发达,以及贷款供给期限过短等障碍。中小企业融资效率主要受融资成本、资金到位率、资金利用率、企业清偿能力、融资机制规范程度、融资主体自由度等六方面的制约。为此应重视内源融资,优化资本结构,多种融资模式结合;强化现代企业制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选择符合企业长远利益的好的投资项目,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证券市场,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为企业直接融资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     

论构建中国特色检察制度

中国检察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关,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与西方三权分立下的检察制度具有本质属性区别,因此,确立和完善中国检察制度必须考虑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是中国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也是检察制度的核心内容。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中国检察制度还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应当从健全法制、改进领导体制以及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去努力。     

论和谐社会审美精神的建构和指向

和谐社会的审美精神，既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的需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积淀着和谐意识与和谐美精神，建构起和谐精神的根基。现代和谐社会在继承发展中，以其现代意识提升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生活的品质，弥合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和矛盾，从而以审美精神建构和谐社会，使和谐社会呈现出审美化、理想化与现实性、功用性结合的特征，体现出和谐社会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Globalization and legal change: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uropean law?

Intensified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EU governance have led some observers to argue that there has been a trend towar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European “way of law.”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at contention, focusing on legal change in European member states. It first describes ways in which the 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has differed most sharply from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s of Western Europe (including Great Britain)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at account for this “American legal distinctiveness.” Simi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currently are at work in Europe, the article acknowledges, creating incentives for legal convergence. But it also argues that European legal culture and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European national states generate path‐dependent forces that impede European movement toward American ways of law, and it discusses six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aw that remain entrenched and are unlikely to disapp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