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中一般法律原则在可仲裁性问题上的适用

争议的可仲裁性系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一项基本问题,仲裁员依据什么法律来界定争议的可仲裁性是仲裁程序能否启动的前提。从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在可仲裁性问题上适用仲裁地法、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以及仲裁裁决的被请求承认与执行地法,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仲裁员应适用一般法律原则作为衡量争议可仲裁性问题的准据法,因为这类原则已为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承认,并且其适用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提高了跨国商事争议解决的效率和可预见性。     

对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几点建议

在我国的许多行业,商业贿赂已成"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从业者已陷入恶性竞争的环境.为了惩治和预防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我国应当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商业贿赂"的概念;借鉴国外立法例,加大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处罚力度;拓宽商业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加快建立企业社会信用体系,营造健康的商业文化.从而遏制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进一步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建立和规范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市场秩序和信用体系.     

市场主体法的提出——兼论商事通则的困境

商事通则是民商合一或分立争议的复活，其面临的困境表明，商法的体系化和补缺不应依靠商事通则，而应在坚持民商真正合一的大趋势下，不仅实现商法内部的体系化，而且要实现民商的高度体系化。市场主体法是实现民商高度体系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可能性。市场主体法的立法应定位在民商兼顾，侧重商法的方向上。其价值在于将真正结束民商之争。形成合力，迎接民商对话时代，开启民商对话机机制，促成民商合作，实现民商共赢。当然这需要包括法学家们在内的所有法律人的勇气、智慧和努力。     

商事登记中行政权力定位的理论思考

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修改，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特别是商事登记审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行政许可法》将商事登记规定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行政许可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又规定企业（公司）的设立采取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折衷审查制，问题随之产生：将商事登记作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表明，在商事登记领域国家行政权力的运用带有较强的行政权力介入色彩，但形式审查制又代表国家行政权力在登记审查方面的消极态度，是商事登记领域行政权力弱化的表现，这种并不是很和谐的权力定位一方面彰显了传统的行政权力无限膨胀的习惯，另一方面又对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商主体的类型化思考

从商个人到商法人,其形象各异但又有着过渡状态,它们之间相互映衬并紧密相联。但我国的商主体立法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僵硬思维,没有注意到商主体的类型问题,压缩了投资者的选择空间。从理论和立法上厘清商主体的类型化问题,有利于建构适合我国社会不断发展需要的商主体,并从立法上以开放的模式加以规范和引导。     

市场信用秩序建设探究

市场经济作为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行为场,是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我国目前经济领域中的信用缺失,存在制度性和系统性的双重原因。要建立我国市场经济领域的良好信用秩序,德法兼治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我国商事诉讼制度的解析与重构

基于民商实体法之间的显著差异,导致商事诉讼在许多方面均区别于民事诉讼。无论是否设有独立的商事法院,商事诉讼仍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国得以存在。重构我国的商事诉讼制度,应以既有的民事诉讼制度为基础,同时建立若干适应商法特性的特别诉讼制度来实现商法的功能。     

美国打击盗窃身份犯罪方略（一）

在美国，盗窃身份犯罪是一项严重的犯罪，给公众个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避免这种犯罪的发生以及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美国采取了有效措施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公司人格机理与公司救济体制之重构

基于"共同行为"的法理,公司法律责任制度在责任的宗旨、责任的特质、责任的追究机制等诸方面均与传统的民事责任存有本质上的区别。受"民商合一"体制的制约,我国现行公司立法不存在独立的公司法律责任及公司诉讼制度。为更好地保护公司的利益,我国应构建区别于传统的民事责任之外的、独立的公司法律责任与公司诉讼     

信用权基础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对信用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界对信用权的概念、性质等基础问题说法不一。为了进一步理清概念,对信用权的产生、概念、性质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同时探讨了信用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信用保有权、信用维护权和信用利益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