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人格机理与公司救济体制之重构

基于"共同行为"的法理,公司法律责任制度在责任的宗旨、责任的特质、责任的追究机制等诸方面均与传统的民事责任存有本质上的区别。受"民商合一"体制的制约,我国现行公司立法不存在独立的公司法律责任及公司诉讼制度。为更好地保护公司的利益,我国应构建区别于传统的民事责任之外的、独立的公司法律责任与公司诉讼     

越南外汇市场研究

在开放经济体中,汇率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通货膨胀率、国际竞争力、进出口情况、金融稳定性的显著变量。对于越南盾等非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其汇率主要形成于其国内外汇市场。本文对越南盾外汇市场的历史和发展现状进行研究。     

国有企业应收账款内部管理的探讨

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企业为了扩大规模,抢占市场,给客户提供了宽松的信用条件,企业间相互拖欠的行为日趋严重,资金不能正常周转,财务风险与日俱增,本文从应收账款管理的各个环节着手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制度约束来减少企业的坏帐损失,以达到降低财务风险的目的。     

请求权与债权之关系的理论误区

对于请求权与债权在<德国民法典>中的实质一致性界定所导致的混淆,传统上以二者实质一致且系一般与特殊关系的解释将导致诸多理论困惑,各种标准下的区分学说也因存在各种缺陷而不足以根本解决问题.我国未来制定民法典时,应当走出这些理论误区.     

论我国企业立法模式与商事立法模式的契合

企业的法律本质在于其商事主体性。我国应将企业组织法和企业发展法分列立法的模式。在基本商事立法中不应规定企业的概念;企业法律形态划分标准的构成要素不应是唯一的,而应是多元和可变的,只要立法标准所划分的企业法律形态能确保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及各企业市场竞争中平等的法律地位,并能涵盖所有的企业形式,就是可取的;坚持企业形态法定化原则的同时应当顾及企业组织形式体系的开放性;对于企业集团、关联企业,应在公司法中予以规范。     

论“商事通则”立法的国际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商法的国际性本质以及现代市场交易的特征决定了"商事通则"的构建必须具有国际化的思路。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打造"商事通则"的理性架构;以内外一体化的模式设计"商事通则"的具体制度;以商事救济制度的自裁性和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彰显"商事通则"的国际化。     

我国银行行政接管的法律诠释与制度完善

银行的业务模式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当一家银行发生严重危机时,考虑到银行服务的广泛性及特殊性,银行监管机构通常会对其实行行政接管,采取各项救助手段使其恢复正常经营,避免其走向行政关闭或司法破产的末路。目前,我国银行行政接管法律制度对于接管条件、救助手段、接管程序、接管权力等方面的规定均存在不足。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建议出台针对银行行政接管的专门规章,在银行行政接管的实施过程中,各政府部门应协调同步,司法部门应予以必要协助。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构建的反思

在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对有关理念问题的研究远比对制度本身的研究更为重要。要构筑适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银行破产制度体系,必须首先对我国银行业的现状和银行业对法律的实际需求做出冷静审视。机械地在破产清算主义和再建主义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极其有害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衡平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地扬弃和继承。     

到哪里去寻找商法？——从分工、交换、商人阶级的进化过程进行观察分析

立法有个潜规则——法不责众。我想写文章也应如此。但本文有犯此禁之嫌。因为目前学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商法始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本人认为此说欠科学性。主要是本着摩尔根的指引“人类的主要制度和生活技术都是从早期少数胚胎进化而来”。商法从本质上讲反映的是人类的交换史。由此试图从阐述交换及商人阶级的嬗变人手，以厘清商法的历史脉络，拙成此文。     

对我国商业贿赂刑事政策的思考

商业贿赂在我国泛滥的原因复杂，既有经济体制转型期的经验不足，也有在旧观念影响下的道德扭曲。商业贿赂刑事政策包括商业贿赂刑事立法政策和商业贿赂刑事司法与执行政策。我国没有定期发布刑事政策的惯例，对于二者，我国有关规定是分散而具体的。为遏制商业贿赂犯罪猖獗的势头，在商业贿赂应然刑事政策选择上，我们必须坚持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和对商业贿赂犯罪“从严惩处”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前提下，宽严相济，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