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法系检警关系及其借鉴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关系,科学构建检警关系对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比较研究世界两大法系检警关系的基本模式和我国现行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在甄别和借鉴的基础上,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检警制度。     

共同胜利论·卡夫丁峡谷·全球化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同胜利论”和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曾经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我们非常有必要回归到原始文本中，对其基本内涵、具体观点和结论进行完整、准确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现实意义，用以指导我们科学分析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英美证据评价制度的定位

近年来,汤维建教授及其同事何家弘教授分别撰文指出,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既不属于自由心证制度,也不属于法定证据制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为许多学者接受,也对我国的证据制度建构产生了影响。对其观点之依据进行分析发现证据的关联性不同于关联程度,证据关联性的法定性不等于证明力评价的法定性;陪审员的非自由意志也不能成为证据证明力评价法定性的依据。要之,英美证据评价制度是与大陆法系证据制度不同的另一种自由心证制度,受诉讼价值目标以及审判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统一证据法不能采用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     

对传统经济学“物质产品”概念的重新诠释——对服务消费属性和特点的界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产品范畴必然要突破实物形态的界限。它应该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实物产品和非实物产品的总和，它包括实物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品两大类。社会产品的丰富多彩，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对“物质产品”的概念和范畴的界定，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全社会投入与产出的状况，丰富了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理论，为重新认识服务消费品的价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于滥用软件技术保护措施行为的刑法思考

“微软黑屏事件”引发了众多的社会思考，实质上这是一种滥用软件技术保护措施对于用户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损害行为，此种企业“私力救济”型非法制裁个人用户的行为在过去20年内屡次发生，微软公司的行为只是再一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严重的软件技术保护措施滥用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由刑法对其进行评价。对于现行刑法体系下如何应对和制裁软件技术保护措施滥用行为，并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层面上来思考信息资料保护体系上的平等原则，进而思考将滥用软件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单独入罪化的可能性，有着现实意义。     

论持有型犯罪的罪过形式

本文把持有型犯罪分为“拒不说明”型和单纯持有型两种 ,并指出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置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 :由于罪过设置不明朗 ,容易使人把单纯持有型犯罪作为无罪过形式的犯罪来对待 ,以致有悖于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使司法运作陷入尴尬境地。因此作者建议 :立法上对于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计可参照拒不说明型犯罪的规定完善之。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构想到实现

经过30 年的共同努力,中欧正致力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双边关系现正处于历史上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新的拓展。作为欧亚大陆两股上升的力量,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欧关系正是建立在共有利益的基础上,它有助于建构一个更为平衡、多元的国际新秩序。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优越性

在“一国两制”的世界格局中,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绩令世人瞩目。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一定的发挥。在探讨社会主义根本优越性问题时,邓小平将思考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怎样发展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上。并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来阐明社会主义优越性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目的。     

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路径探析

“共同富裕”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持续不断的奋斗方向。本研究以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基础,立足历史、现实与时代,旨在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探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为实现共同富裕,党和国家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人民积极探索、开拓实践,在理论、制度、政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步入新时代,我们已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意义和战略意义愈加凸显。研究认为,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前提,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关键,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核心,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保障。     

走“平民仁道”还是“精英霸道”——现代民主法治视野下犯罪构成理论的理性选择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学术对垒已成为目前我国刑法学界的主要争鸣态势。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体现了民主法治的精神。德日犯罪成立理论有着复杂深奥、晦涩难懂的品性,广大民众对这一理论难以理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法治相违背的理论。现代民主法治呼唤大众化、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