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实施执法监督的思考

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生效后，我国形成了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全新戒毒体系，从法理精神和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上来说不愧为一大进步，更加有利于对执法权主体的监督，但由于这种监督多半是作用于实施决定权的主体，且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缺失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的方法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实际运作中，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主体的执法监督存在着从立法层面到实施层面的缺失，     

论冤案的救济机制

在纠正冤案的意义十分重大。冤案纠正后的受益者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其次才是无辜者及其家属。国家应承担纠正冤案的首要责任。我们应当思考、呼吁、推动和营造一个有助于使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这种制度空间强调的是，以个人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根本，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纠正冤案，公开更多的冤案文本，鼓励学者们对其成因和预防等问题的研究，保护新闻媒体对冤案曝光和跟踪监督的权利。因此，需要建立冤案的救济途径，给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要纠正错案总是存在很大的阻力，但是，总的说来，法治国家的伸冤机制明显优于中国。现有被告人上诉、申诉、检察院抗诉、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昭雪冤案的方式之外，应当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能够主动发现冤案的纠错机制。     

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论检察权的配置

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界定为检察监督权,只有弄清楚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才能明确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检察权的配置问题的研究,应当发轫于国家权力的配置的宏观层面,而落脚在检察内部权力体系的微观层面。检察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不宜盲目创新求变。     

公民权益保障建设研究

城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利益格局,社会大转型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导致涉诉信访问题层出不穷。研究和解决公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表达、协调各方利益、畅通公民权益保障渠道建设尤为重要。本文从大连地区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原因入手,针对当前公民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领导干部应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理念,多方拓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途径,使维权维稳工作健康有序。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框架的设想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的间隙中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处于脱法的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我国要从法理角度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结合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框架,完善金融立法上的空白,推动我国金融业依法经营监管和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     

嵌入式监督:探索权力监督有效实现新模式

纪检监察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在监督范式转换、党纪法规调适、反腐倡廉要求和监督探索实践的共同驱动下,部分地区将嵌入性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权力监督领域,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的嵌入式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借助理念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系统建构路径,形成了“权威性、精准化、全程性、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整体推进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嵌入式监督的实践深化还存在自主性、适应性和融入性困境。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还须提升角色定位能力、目标执行能力和融合监督能力,以此实现权力监督长效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and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in child welfare professionals in Serbia

Child welfare professionals in diverse positions are exposed to a variety of traumatic events including family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This secondary exposure puts child welfare workers at the risk of experiencing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 and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VT).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rbia,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investigates whether STS and VT are present in child welfare professionals employed in the social welfare centers, foster care and adoption agencies, residential care programs, and shelters for children and youth. It attempts to identify whether the type of service, time exposure to clients, and supervision function as risk or protective factors for negative outcomes. A convenience sample comprised of 135 child welfare professionals completed a series of self-reported measur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VT and STS are present in this popul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presence of STS and VT were found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services offered and length of exposur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supervision was not a protective factor with regards to STS and VT in this population.     

城管主体的多维构设——寻求组织合理化的部门、层级和内部设置

在当前城管执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主体设置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却又复杂难解,且呈现出鲜明的多维样态:在横向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城管主体在地位上是与其他工作部门平行还是属于下设机构,在管理权和执法权的统合上是独立行使还是合署办公,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如何与其他部门衔接乃至于协调配合;在纵向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城管主体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中是否应当设置以及如何设置,在市区街道中层级数量和执法权限等应当如何处理;而在内部设置上,主要表现为城管内部由哪些机构组成,某些机构的职能界限和特性,以及执法队伍的地位、性质和编制方面的问题。对照现有的大城管立法例,探寻组织合理化的部门、层级和内部设置,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城管职能的必经环节。     

我国公共租赁房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监管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住房保障问题也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关注的焦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大力建设,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但是商品房的价格日渐走高,＂夹心层＂的住房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条件也亟须改善。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建立健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法律监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