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证券业加入WTO面临问题的思考

中国加入 WT O后 ,证券业的开放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面对这种状况 ,我国证券业应当采取的措施是 :加快金融改革 ,提高金融运行的市场化程度 ;逐步推进金融业的混业经营 ,提高经济证券化程度 ;大力培育较大规模证券经营机构 ;改革和完善证券市场的创新机制 ;建立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     

金融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我国参加“WTO”以后 ,对我国冲击最大的应是金融业。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最低 ,但它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最大。金融业有自身发展的规律 ,它应突破“存、贷、汇”的限制 ,走上以资本经营为主体的更大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客观上给社会更多的选择余地 ,分散了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市场风险的一种 ,风险并不等于是危机。金融危机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是支付危机 ,二是股市危机 ,三是汇市危机。只要经济平稳发展 ,政策对头 ,危机一般都可避免。资本市场不宜过早开放 ,应以监管能力的配套为前提     

坚持对上对下的统一 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体会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求我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却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根源在于监督机制、干部管理体制等存在缺陷。要实现对上对下的统一 ,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加快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 ,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美、德、日公司监督机制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国公司监督机制立法模式不同。英美法系的美国公司采用一元制模式,独立董事制度是监督机制的核心。大陆法系的德、日公司采用二元制模式,监事会制度是监督机制的核心,而德、日又有所不同。我国亦采用二元制模式,但监事会却存在着“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状况。因此,应该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立法经验,重新审视和构建我国的公司监督制度,选择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公司监督机制模式。     

完善地方人大述职评议制度的探讨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虽然宪法规定了人大罢免,撤免职务,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质询等"硬性"监督方式,但人大经常采用的是听取工作报告,开展视察检查等"软性"监督方式,使监督工作难以见到成效.述职评议是地方人大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人事监督进行的探索创新,但由于述职评议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评议的主体、程序、效力等方面还有待于完善,如对述职评议的定位、述职评议的主体和对象、评议前的准备、评议会的组织、评议后的处理等问题都缺乏操作性的程序法律规定,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有许多不成熟的做法,不适于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可先在地方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进一步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人大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使述职评议有法可依.     

略论我国的综合执法

我国长期以来构建的是"全能政府",同时又缺乏严密的组织法规范,行政职能部门设置随意,导致了我国现在的行政机构林立却又权责不清、行政执法政出多门却往往执行不力等不正常现象,严重地影响了行政效率,也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此,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试图通过设立综合执法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的综合执法机关越来越普遍,文章结合实践,对综合执法的含义、产生、作用、形式等问题及其发展模式试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自由刑量刑监督制度之完善

法院在自由刑量刑上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职务犯罪处罚轻刑化、量刑偏轻、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同类案件自由刑量刑差别较大等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可从完善自由刑立法、试行量刑建议、制定量刑指南、行使抗诉权等方面予以限制和监督,促使自由刑量刑的公正裁量,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和功能.     

侦查监督制度之比较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侦查监督制度相比较,在侦查监督主体、侦查监督的权源、侦查监督范围等有明显的不同.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的框架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仍然相当粗疏,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建立刑事案件报案制度、将提前介入制度化、建立检察引导机制等措施,完善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思考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既是检察机关履职的需要,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的体现.但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实践中长期努力和不断探求.为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须就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影响法律监督能力提高的因素及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