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起诉"

根据控审分离原则,对公诉案件是否提起公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的范畴,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审判.但是,为了制约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保障被害人人权,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了强制起诉制度,对于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赋予被害人申请法院强制起诉的权利.对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合理性及限度,对于改革我国不起诉制约机制,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冷思考

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缺乏理论支持,在法律上也缺乏明确依据,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也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与民事诉讼私法自治的精神及处分原则相违背,亦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理念不相符。检察机关应开辟合法、合理的保护国有资产之途径,督促起诉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才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之发展方向。     

迷局与破解:当前检察权研究中的误区剖析

学界对检察权的研究存在四个明显的误区。首先是三权分立的僵化框架抑制了监督权的独立形态,致使检察权的监督性被遮蔽;没有对不同诉讼模式作区分,也没有对不同诉讼模式中的检察官做出区分;角色认知上人为地抬高检察官贬低法官造成误解;片面地理解监督方式,脱离实际地只看见监督链没有看见监督网。     

公诉转自诉的法律困惑与机制完善

公诉转自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起诉制度，因立法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困惑叠出。积极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制度模式，在完善现行法律的基础上，采取扩大起诉主体、统一案件适用范围、为自诉人举证提供支持、设置自诉权行使的调控机制等方法与途径，来构建既有利于被害人诉权的实现．又能对公诉权形成有效制约的现代诉讼机制。     

我国刑事诉讼中不起诉率问题研究——兼与德国的比较

比较中、德两国检察机关不起诉率数据并研究相关资料,发现我国刑事诉讼的不起诉率呈现出一种不太正常的低迷状态。其原因主要在审查起诉的理念设计、案件划分理念以及不起诉制约程序和政策走向等方面。中国刑事诉讼的低不起诉率存在问题,应当转变观念,使每一个不起诉决定的做出都是建立在对案件事实分析的基础上的,使不起诉制度可以真正建筑于人权保障的基石之上。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不起诉率如此之低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刻意将其推到一定高度。     

自诉制度设立上的困境与出路

自诉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民起诉权的有限制的保留,但是自诉制度运行时,存在实际运行情况与设立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自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的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自诉制度证明标准的设置与自诉人取证能力的相对削弱、自诉制度在实际的司法层面上成为分担国家负担的方式的问题。因此,自诉制度的存在与价值受到了质疑。但是,立足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权利的制约与主张、刑事诉讼行使方式的正当性的要求,应当保留自诉制度,同时,为了推动自诉制度的良好运行,应当对自诉制度进行改良。改良的措施为:放宽自诉案件的起诉条件,设立自诉制度运行中的国家帮助机制,设立自诉制度取证的私立机构帮助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     

如何寻求公诉工作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契合点

本文从公诉部门履行职能的角度,详细阐述如何在检察公诉环节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就如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等方面做了简要阐述。     

暂缓起诉制度之中国化构建

暂缓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我国检察机关也在试行暂缓起诉,这不仅符合建设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选择。我们需要在借鉴域外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     

我国刑法时效制度之立法检视

时效制度的本质,是对国家向犯罪人行使刑罚请求权和刑罚执行权的限制。其出发点在于为刑事法律所力不能及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的一种补救性措施,以此实现国家利益与犯罪的合法权益较好的契合,但我国时效制度的立法,仍处在较为低级的初级立法上。通过对时效制度的立法检视可以发现,要实现时效制度的法律价值,必须打破现行立法的虚假时效意志,使其最终回到时效制度的原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