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下检察行为的规范与创新——以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宪政的设计和运行程序集中表现为权利保障与权力控制二者之间的张力。宪政与检察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人权保障,宪政的基调决定着检察行为的品质。在宪政环境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保障人权为终极价值,通过规范、创新检察行为,避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侵犯,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大学生＂村官＂政策作为一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长远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在其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学生＂村官＂自身能力不足、相关法律法规与配套机制不完善、社会环境及农村具体工作环境复杂等问题。各部门应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体制,整合多方资源,积极探索更适合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发展思路,促进大学生＂村官＂的科学化管理。     

论农村宪政建设中的人民调解——兼谈人民调解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人民调解制度发源于传统的民间调解,兼具内发性和外生性。从宪政的视角考察人民调解在农村遭遇的困境,很重要的原因是村民自治未能在农村真正实现,导致了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复杂状态,没有给人民调解在农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尽快实现村民自治,完善基层民主机制,保障村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可以促进人民调解的发展;人民调解的广泛实施,能够为农村提供合理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形成和谐的村庄秩序,构建公平的社会结构．推动村民自治的实现。二者在农村宪政建设的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

中央权威是指中央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享有的独占性威望和最高强制力。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是对国家法治战略之中央权力宪法安排的解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是我国宪法精神的集中表达,是央地权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从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是宪法之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它为中央权威提供了更具连续性和公正性的合法性基础;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监督权和加强中央司法权威的控制力,是宪法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需求,也是加强中央权威的根本宪政途径;宪法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一种回应性诉求,也是宪政权力纵向配置的一种内在机理。     

论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昭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路径：即坚持基层民主与国家层面的完政民主相互协调,共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是两种不同的民主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又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为并行不悖的两种基本的民主形式。     

论表达自由的界限（上）——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视角切入

表达自由是自由社会的人们享有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权利。鉴于各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文化环境之不同,人们享有该项权利的普遍性和充分性存在很多差别,因此,可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角度关注该项根本权利的行使及对其设定的界限和施加的限制,集中展示强加这等界限或限制的法理学说、理据以及方法和途径,并分析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近代宪法学说发展的四个阶段

近代宪法学说有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国人不断反省传统的与既存的制度与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人为了早日改变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实现迅速崛立于世界富强国家民族之林的梦想,努力地拿西方先进的东西特别是西方宪法和宪政来改造中国。此处尝试把近代宪法学说的发展过程划分成四个阶段,以便更清晰地理出近代宪政运动先行者的求索历程,努力从宪法学说理论及其实践的结合上展现出中国近代宪法学说和宪政运动的演进路线,探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当前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宪法学说理论和宪政建设的健康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博弈——粤东北乡村治理

习惯法在国家正式司法或行政活动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其在实践领域仍然事实上发挥了规则的作用。以粤东北为例,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基层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博弈,以及在各种调解活动和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博弈,证明了习惯法难以估量的作用。     

司法审查：一种动态民主的机制

从代议民主的角度看,司法审查和民主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美国司法审查的几种理论路径不能解释清楚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问题,伊利的程序主义理论回避司法审查合法性的实体问题即国会立法违背宪法的客观标准为何,宪法文本的不确定性使得司法审查的客观标准成为一个难题,但是如果从动态的民主参与方面看,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动态的参与民主机制,在代议民主和大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使民众的话语得到张扬,让民主运转起来,故美国确立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是动态的参与民主机制。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Bosnian drug policy：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drug consumption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the current scope of this problem, and the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drug issues.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controlling illicit drugs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reveals that Bosnian drug policy is repressive in its nature, that implementation gap is evident in the field of drugs, as well as lack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in this area. It is argued that the Bosnian government, despit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has failed to undertak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in this field,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Bosnian drug policy, and that it is better for post-war Bosnia and Herzegovina to present another obstacle for prosp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