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务员权利救济的现状与途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素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在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中对于公务员的权利保障和救济制度之申诉、控告和申请仲裁的权利保障等,基本上被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表现在法律制度缺位、救济渠道单一等方面。因此,只有加强立法保障、确立司法救济、完善行政救济以及强化特别权利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     

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中国命运

行政相对人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防止行政权力腐败的有力措施 ,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要求。在“官本位”传统十分严重的中国 ,目前行政相对人知情权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甚远。笔者从知情权概念和价值入手 ,分析了我国行政相对人知情权制度发展滞后的历史成因 ,并为我国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律师会见权检视——以看守所为视角简

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稀缺性,故可以通过观察刑事辩护在看守所中的运行检视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态.看守所、侦查机关均存在基于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价值取向而限制或者变相剥夺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现象.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被限制或者变相剥夺或许存在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辩护制度虚置、法律共同体面临撕毁、法治信仰难于形成的社会管理风险.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被害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不应忽略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被害人的合理定位应当是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根据被害人的特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及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应考虑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要求获得司法机关保护权、执行阶段发表意见权和获得国家救助的权利。应当明确国家救助制度的国家责任性质,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害人有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而以《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规定具体的原则、条件、程序问题。     

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之扩张

公益诉讼法律化后的宏大法律图景未能在行动中的实践成为可视的制度实在,公益诉讼法律条款基本处于休眠状态。主要原因在于立法者推崇实用主义和渐进式功利主义的改革路线和利益导向机制,严格限定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将大量主体阻隔于法院大门之外,割裂协调有序的公益诉权主体链条,致使公益诉讼无法实效发挥制度机能。公益诉讼的制度化或者再制度化可将权利生成和整体正义作为指引公益诉讼精细化发展和长远性发展的基本功能导向,适当开放公益诉讼通道,建构行政机关、检察院、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多元互补的原告主体体系,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务实而理性地探求主体扩张的合理路径。     

民事抗诉制度探析

随着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民事诉讼领域中审判权与检察抗诉权之间的冲突已日益彰显,影响了法治目标的实现,因民事抗诉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拟在分析和评价当前民事抗诉制度的几种主要说法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我国抗诉制度的应有品格,以期为今后民事抗诉制度之立法完善提供认识论基础．     

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冲突协调——兼评《物权法草案》善意取得之规定

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是相互区别与联系的两种法律制度。《民法通则》未规定善意取得及其与无权处分的关系。《合同法》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存在疏漏并与善意取得的适用有冲突,应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予以理顺。物权法草案中善意取得之规定有待进一步检讨和完善。     

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两个争议问题的比较分析

在"依法治国"及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承包制下的承包经营权,并进行制度的重新设计,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现行人大法工委物权法第二次审议稿为视角,结合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两个争议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两个相关的结论.     

论诉的利益理论在公益诉讼制度中的运用——兼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21、24条

在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已经获得全部实现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没有必要对公益诉讼案件（继续）进行实体审理。但是,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情形下,检察机关丧失请求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的利益,并不当然意味着其同时丧失请求法院对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确认的利益。为了及时救济遭受损害或威胁的社会公共利益,引导被告尽早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应当根据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的时间,设计不完全相同的规则。     

农地使用权的界定及转让探析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缺陷决定了其必须物权化为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是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我国物权立法应当在确立农地使用权制度的基础上 ,允许农地使用权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