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须合理适用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与常规方法存在着矛盾冲突,但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并且已在司法行政中加以运用。针对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发展程度,以及司法行政人员的素质等问题,应该明确法律规定,指导具体实施,逐渐在必要的特定情形中合理适用,积累经验,不断完善。     

隐私的历史考察和思考

隐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隐私意识的提高,其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政治上,公私领域的划分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经济上,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心理上,人们对本能、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为其存在和发展创造了动力;文化上,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其存在和发展更具多样性。隐私是一种事实状态,不等同于隐私权的客体,更不等同于隐私权。     

论和谐侦查的语境

和谐侦查是指权力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和社会许容度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语境指的是侦查存在和运行的外部环境。和谐侦查的实现应以相关语境为依托,汲取语境的合理内核,相辅相成。其现实语境应涵盖以人为本的政治语境,正义实现的法律语境,探求真实的哲学语境。和谐侦查的构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侦查所应有的各项理性规则与程序,侦查所面临的评价标准等等,仍待进一步实践和探索。     

侦查虚拟化初探

虚拟化是信息技术得到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在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同样,虚拟化也应当在犯罪侦查中得到应用,由于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在侦查中完全可以不同程度地实现虚拟化：可以建立虚拟现场,进行现场“复勘”并进行虚拟重建;利用各种信息平台,展开网上虚拟侦查;建立侦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IDSS）,实现决策虚拟化。目前,侦查虚拟化仅仅停留在理念推广阶段,尚未全面展开实践。     

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     

中国古代秘密侦查方法析评

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特殊功能,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我国古代便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各种秘密侦查方法,其中包括以“侯”侦探,逆用犯罪人;设告密箱;跟踪盯梢和狱内侦查等。古代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合理内核,也为现代秘密侦查方法提供了相当的启示,如善用现代科技,促进秘密侦查方法的完善;面对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困境,从秘密侦查启动条件、启动主体、秘密侦查适用对象、实施程序、秘密侦查所获取资料的线索以及证据价值、违法秘密侦查的后果等方面完善我国缺失的秘密侦查立法;根据主体、客体、程序和是否穷尽等要素合理适用秘密侦查手段。     

侦查错误探究

侦查错误理论要求侦查主体在侦查过程中正确、全面、发展地诠释和抑制对科学侦查有负面导向的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侦查方法和相关人的致错因素。侦查主体未能形成正确的侦查错误意识,不明确侦查错误的表现形式,缺乏探求侦查错误成因的勇气,将很难在侦查错误预防上大有所为。对侦查人员来说,运用侦查学基础知识,准确界定侦查错误概念,明确侦查错误表现形式,探求侦查错误原因,进行侦查错误预防,是十分必要的。     

以科技侦查推动侦查模式的根本变革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持续高发,犯罪类型不断衍生,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如果仍然以“人证为主”的侦查模式作为侦查工作的主导模式,必然导致侦查成本成倍增加,破案率大幅下降。侦查模式由“人证”向“物证”的转变势在必行。在实现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化中,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物证”的司法证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能客观、及时地提供科学证据,在未来的司法活动中将大显身手。     

加强刑嫌调控的思考

面对刑事犯罪的急剧变化情况,刑嫌调控工作虽有所发展,但仍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加强刑嫌调控工作,可以掌握斗争主动权,先发制敌,主动出击,以有限警力、物力和时间,获取较大侦查破案效果。加强刑嫌调控工作,应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刑嫌对象,诸警种尤其派出所密切配合,与阵地控制、刑事特情、犯罪情报资料工作相结合。     

侦查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当前我国侦查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存在许多致命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含混、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没有科学的学术目的、学术话语系统没有形成、学术资源欠缺等多个方面。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中思考以上问题有一定意义,但对未来侦查学建设和发展景象和效果应审慎乐观。欲推进侦查学科建设,开展学术研究,首先需要解决学科队伍素质的提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的界定、公安院校办学模式的变革等三个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