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理念三辩

相对于法官,我国的检察官更有责任也更有能力担负现代"清官"使命;在我国的检察权构成中,蕴含着立法权的基因,检察权是人民意志透过立法机关的继续延伸;从法理上分析,我国的检察机关在承担客观义务的同时,还负有不可回避的"中立"义务.     

美国法典1404(a)与非方便法院原则辨析

由于美国法典28卷1404（a）条款的立法规定在功能与措辞上均非常类似普通法上的非方便法院原则,因此很多学者误以为该立法规定与非方便法院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这一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1404（a）条款立法在法律效果、证明标准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均与非方便法院原则存在显著的区别。     

论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

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与民事强制执行权相对应的专属于执行债权人享有的一种独立的、基本的权利,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应以该基本权利为核心构筑执行债权人的权利体系。对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保护前提是立法,关键是执法。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化建议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可分为公诉模式与私诉模式.公诉模式包括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典型公诉模式和特定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起诉人的未来公诉模式.检察机关的典型公诉模式为现阶段实际可行形态.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地位,依法行使有关监督和诉讼职权.私诉模式包括公民提起的典型私诉模式和经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提起的...     

论对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追缴

在我国现行的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程序的不公开,对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和程序救济权的剥夺,使得我国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缺失了基本的诉讼特征,而更具有行政性治罪活动的性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主张在基本的诉讼格局中,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这种民事追缴程序的诉讼流程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监狱严管效能渐趋式微及对策——从刑罚宽严相济视角解读

对极少数抗拒改造、行为恶劣的罪犯实施严管是保证监狱改造秩序,促进这部分罪犯改恶从善的必要惩戒措施,就狱内违法违纪的惩戒而言,它的指向并非是绝大多数积极改造的群体,它涉及刑事处罚的再犯罪毕竟少之又少,故严管措施确有其主流手段及相对严厉的惩戒效能。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执法管理者的力不从心,严管罪犯的"不过如此"心态,严管效能渐趋式微。通过数据统计和理性分析,从宽严相济的视角出发,在罪犯心理、监狱相关措施、执法体系及教改手段等层面进行诱因探求,并在对策层面作一些探索,具有现实意义。     

论强制验资下验资机构的民事责任

为了合理扩张赔偿请求人的范围及对验资机构的责任顺序和责任范围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必须从强制验资的特殊性出发重新进行解释.强制验资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与财务报表审计的区别.验资机构对公司债权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属特殊侵权责任,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适用推定过错原则及推定因果关系、对验资机构的责任顺序和范围进行限制几个方面.     

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庭审方式改革中引入了举证责任原则,庭审的对抗性由此得以增强,证据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凸现,这就要求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但我国关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的法律规定是严重缺失的,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诉讼程序效用的发挥,也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进程。因此应通过加快程序保障措施的法律化,构建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扩大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设立书证、视听资料、物证提出命令制度及庭外证人证言收集制度等措施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法律制定、法律实施、法律监督 ,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它们的完成离不开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因此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 ,顺应了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以德治国方略的实现必将促进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