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之研讨

从刑事立法的演化进程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是从贪污贿赂罪中逐渐剥离而分立出来的,实践中将其统称为商业贿赂罪的做法不够严谨科学。《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的受贿主体由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至“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为打击既非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也非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受贿赂行为及对之行贿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罪名可确定为“非公务人员受贿罪”与“对非公务人员行贿罪”。司法适用中也应注意修正案的时间效力及法条援引方法。     

消极身份犯概念之考量

身份犯是刑法中一类较为特殊的犯罪,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对犯罪主体往往有一定的限制。对身份犯的研讨不仅关乎身份犯自身体系的建构,而且与共犯与身份问题的解决也密切相连。但是,我国学者在身份犯概念这一基本问题上的研究则显得多少有点混乱。因此,对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身份犯概念进行反思,重构身份犯之应然概念,实属当务之急。     

论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面临日益增多的暴力袭警事件,必须加强刑事立法,使警察的执法权益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刑法总则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内容中增设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有关袭警犯罪的内容,以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补偿的制度。我国应当在探讨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制度发展史、理论依据和功能价值等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检察监督

刑事检察监督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现行立法及实践中出现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制约着刑事检察工作的发展。因此,改革和完善刑事检察监督权,既是构建和谐社会、充分发挥司法效能的关键,又是刑事检察研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在案件侦查中的应用

犯罪现场心理痕迹的研究和利用已成为我国公安理论研究与实务的重要课题,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对刑事侦查实务具有指导意义。将有形的案件现场勘查技术和无形的犯罪现场心理痕迹结合起来,可以拓宽侦查思路、捕获犯罪线索、发现犯罪特征、缩小侦查范围、为侦查提供有效线索,从而提高侦破案件的效率。     

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刑事诉讼模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在刑事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的诉讼模式。由于律师辩护还不普遍,证人出庭较为少见,刑事审判对诉讼卷宗的严重依赖,我国无法普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起诉状一本主义,实行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应当充分注意这些因素,在增强诉讼的对抗性的同时,应当强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因素。     

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为范例

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权、搜查权收归"法院"的成功实践表明,司法审查机制能够成为保护被追诉者乃至普通公民免受国家权力无理侵犯的甲胄;俄罗斯建立法院对逮捕、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的艰难实践却证明,司法审查制度最终得以实现需要突破重重难关,尤其是改变旧的权力格局,确立新的权力结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并落实司法审查机制,同样需要完善错案追究、国家赔偿制度,实现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     

问题、理念与规则：我国刑事程序系统的若干反思

我国目前的刑事程序系统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其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结构失稳和功能失衡,影响了刑事诉讼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从理念更新和规则优化层面重构我国刑事程序系统,以促使其实现动态、平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