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方法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

刑法方法与具体问题相联系,属于刑法学研究的内容;刑法方法论与世界观相联系,一般地属于法理学研究的内容。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功能,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仅仅使用一种方法是无法完整地研究刑法学的。在现代刑法理论的构建中,比较研究方法是值得我国学者特别重视的方法,体系性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刑法理想对刑法方法的选择具有根本性的指引作用。从总体上说,综合的方法才是最好的刑法方法。     

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是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而不是刑法某一个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认为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双重机能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刑法的机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错把刑法的整体机能当成了其构成要素的机能。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应当服务于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但是,它却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承载社会保护的价值内容。我国《刑法》第3条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将社会保护的内容附加给罪刑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原则的社会法律意义,不利于现代刑法观念的培植。     

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与刑法价值

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利益应超越固有的社会利益,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重点加以保护。这种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体现了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等刑法价值。     

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共犯种类--胁从犯--胁从犯的刑法依据和政策依据质疑

以刑法第28条作为胁从犯的存在依据,实属牵强附会,刑法第28条是关于主犯和从犯的补充规定;按作用分类法的理论,胁从犯是不存在的,刑法中只有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辅助作用的规定,一些论者关于胁从犯的"较小作用"、"作用小于从犯"、"作用最小"的观点没有刑法依据.以毛泽东同志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论述作为胁从犯的政策依据,也值得推敲,毛泽东选集中的"胁从"之说在当时主要是指听从"首恶"指挥跟从"首恶"国民党官兵,是今天刑法中"从犯"的立法依据,而不是胁从犯的政策渊源.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

我国对证明责任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证明责任的概念、性质、功能,特别是其在诉讼中分配的认识颇不一致。吸收近年来研究成果,结合无罪推定原则,阐明刑事证明责任的概念,辨析关于我国刑事证明主体的主要观点,明确了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制度,对刑事证明责任的转移和倒置作了区分。     

论刑法的谦抑精神--从刑法根据论角度分析

刑法的谦抑精神指以罪之谦抑与刑之谦抑为内涵的刑法理念.罪与罚本恶,刑法的根据使乏合法化井成为刑法正当之善,但同时也注定其张力之限度.不同学派对刑法根据的论证各有千秋,对刑法谦抑精神也有不同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多与谦抑背离,但仍能从相关传统法理念中找到刑法谦抑精神.完善中国刑法的价值理念,破除对刑法的迷信,刑法的谦抑精神不可或缺.     

日本诉因制度与我国公诉方式改革

诉因制度是日本刑事诉讼法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程序和英美法系对抗主义诉讼程序的一项独创。在刑事诉讼中,诉因制度有利于调整诉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保持公诉机关起诉的稳定性,防止司法权的滥用以及维护辩护方的合法权益,因而是值得我国在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予以关注的。然而,对于诉因制度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诉因制度的涵义、运行规则和借鉴意义,我国学界的探讨并不多见,且远未形成一致而清晰的看法。诉因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特别是公诉方式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争议研究

我国学界目前对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客观要件、主观要件、罪数界限在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经逐一比较分析,方可得出合理结论。     

美国怀俄明州刑法述评--以比较法为视角

美国的法律在试图向法典化迈进的征途中被深深地打上了其固有的英美法系传统的烙印,怀俄明州刑法一方面向法典化迈出一大步,另一方面也深深地烙上了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本文概述了该州刑法的主要内容,从比较法的角度上指出迈向法典化中的问题;同时指出法律规范是民族文化的积淀,两大法系的立法模式及其运作孰优孰劣,有待于法律运行的实效去检验,移植一项法律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培育该制度赖以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初探

面对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现行刑法根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增加了大量犯罪形态为行政犯罪的新罪名 ,客观上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所针对的对象和范围存在交叉现象 ,应当既承担行政法责任又承担刑法责任。然而我国 ,阶段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执法体系 ,为使行政违法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必须建立健全起科学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文章结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实际要求 ,重点对建立健全相衔接工作机制亟待解决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在渐进分析过程中 ,认为当前缺乏具有司法属性的操作依据 ,是阻碍建立这种机制的重要因素 ,并针对性地提出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依法纳入司法轨道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