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补偿制度运作实践中的问题及其对策——以征地补偿为中心

中国行政补偿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强度偏弱、标准偏低、司法救济疲弱等问题,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转换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服务行政的理念,逐步增强行政补偿的强度,相应提高行政补偿的标准,进一步探索行政补偿的新方式,制定《征收征用法》,强化行政补偿的司法救济措施。     

《丹麦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涵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再探讨

我国《刑法》总则中并无身份的专门规定,刑法理论对身份的理解也没有达成完全共识,当身份与共同犯罪联系起来时显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对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问题,更是存在激烈争论。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犯罪,但由于无身份者的行为对于身份犯而言并不具有实行性,因而无身份者只可以构成身份犯之共犯,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正犯。     

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探析

本文首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本体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实践论上的主客体关系以及价值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和主客体关系。以此为基础,在人与自然价值论关系层面笔者展开了对主张主客体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张主体共享关系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利弊分析。考虑到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对公众道德水准的合理要求与刑法道德底线定位之暗合、刑法对人的预设模式之要求以及刑法的可操作,本文将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确立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警惕个体恐怖犯罪的泛滥

个体恐怖犯罪在我国的出现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然而它与有组织的恐怖犯罪有明显的区别。引起个体恐怖犯罪的原因有很多,既包括对社会严重不满和对他人极端仇视等复杂原因,也包括了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矛盾引起的问题。为了防范此类犯罪,我们要更多地了解个体恐怖犯罪的特点和危害,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应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当性考察

"宽严相济"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据刑事法规范和原则制定出来的指导具体刑事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政策。它适用并诠释着相关刑事法规范所欲实现的价值选择与目标追求;该政策吸纳并体现了现代刑法的谦抑精神,符合轻刑主义刑罚理念的发展方向。从整体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又具有制定法上的合法性。     

强奸罪若干新问题研究

强奸罪的犯罪客体包括奸淫幼女的客体都是贞操权而不是幼女的身心健康。强奸罪的客观方面应当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包括男性之间的强奸行为、女性之间使用器具的强奸行为、以及女性强制男性实施的性行为等方式。强奸罪与强制猥亵罪区别的关键在于强奸是插入被害人的性器、肛门,而强制猥亵罪是接触被害人的性器、肛门或者女性被害人的乳房。     

新时期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与思考

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与质量上的变化表明,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安定、团结及和谐的影响力在逐渐加大,而能否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成为对中共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因而,在我国社会处于转型的历史新时期,为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形成政策对策和行之有效的法律对策及处置措施。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构想——兼评新《律师法》

刑事辩护工作作为律师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层面上更能凸显律师的社会价值。在新《律师法》即将实施之日,笔者分析了律师刑辩制度在实务运行中的困局并建构了应对方案,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修复性司法理论与检察工作实践——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fice）理论的提出及实践,虽然不过三十年,却以其崭新的法治理念和创新的司法模式,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或者矫正性司法相对应,修复性司法更加注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加强调当事人与社区的参与,更加强调社区及人际关系的和谐。该理论对于修正传统型司法的弊端,顺应和谐型社会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借鉴和吸纳修复性司法的合理内核,反思和矫正传统型司法在实践中的不足,全面推进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是当前检察理论研究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