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

当前,虚拟财产的被盗现象比较普遍,由于刑法中对其规定的空白,导致了这种纠纷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应当从盗窃虚拟财产国内外的立法现状入手,吸取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弥补我国法律的空白的同时,在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两个层面做出具体完善,维护法律的统一性。     

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甲某非法经营案为切入点

刑事司法解释应当被视为一种"准立法"。据此,刑事司法解释不应当具有溯及力,新颁布的司法解释的内容不能用以评价司法解释生效前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司法机关可以在同时符合两个限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在量刑环节对被告人予以从轻作为解决问题的破局之策。这两个限定条件是:其一,司法机关所适用的刑事司法解释必须是对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定性和定量的法律依据。其二,在刑事司法解释颁布前,司法机关在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与未来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异。     

刑法谦抑视角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法解析

从刑法谦抑的角度看,食品监管渎职罪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基本符合刑法谦抑的要求,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其他严重后果"等表述还存在圈界模糊、柔软的问题。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刑罚配置方面,具有刑罚谦抑所要求的刑罚正当性、合法性和人道性。但与其他渎职犯罪相比还存在法定刑进一步提升的可能,以及增设财产刑的必要。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探讨

新刑法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比较重要的修改，涉及到的“逃逸致人死亡”问题，在理论上争议颇多。本文将交通肇事罪中被害人最终死亡的具体情形一一作了分析、排除，借鉴日本刑法中的有益理论，将“逃逸”行为单独评价，以结合犯观点来理解新刑法中所作的修改。     

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

妨害公务罪的本质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但其犯罪对象并非妨害公务的行为,而是行为所直接作用的人或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对妨害公务犯罪对象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该罪的犯罪对象应该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以及保障上述人员执行公务的物品,并且应以宪法规定为依据,充分考虑我国特殊国情,坚持司法统一原则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论刑事责任量的事实根据

刑事责任量可以分为刑事责任基本量、增量、减量和变量,相应地,刑事责任量的事实根据分为基本量的事实根据、增量的事实根据、减量的事实根据和变量的事实根据。其中,基本量的事实根据是基本构成事实,增量的事实根据是基本构成事实的多余部分和加重构成事实,减量的事实根据是减轻构成事实,变量的事实根据包括变量法定情节事实和变量酌定情节事实两个方面。     

心理测试中的犯罪者心理研究

从犯罪者个性因素和犯罪环境因素两方面,对心理测试中的犯罪者心理进行分析。通过测前准备阶段分析犯罪者心理,缩小犯罪嫌疑人,确定侦查方向。正式测试时把握犯罪者心理,完整地将被测人与犯罪者区分开来,帮助侦查人员判断和逮捕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     

刑法解释限度理论之关系论纲

刑法解释限度是刑法解释所能达到的具体、客观的程度和范围,应具有内在规范性、客观性与确定性的品质,应是质的限度与量的限度的统一体,是事实与规范关系性的限度。刑法解释限度的三种理论学说中,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由于其自身的特征与独特的适用场域,并不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的特征标准,是不能作为刑法解释限度而存在的。法文语义理论由于所持的立场不同于刑法解释限度之立场,加之宽泛性与抽象性的缺陷以及自身限度的虚设性,使得其作为刑法解释限度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犯罪定型才应作为解释限度予以真正对待。将犯罪定型作为刑法解释限度,完全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特征之要求,符合刑法规范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能够更好地处理犯罪定型与法文语义理论、预测可能性理论之间的关系。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联合国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工作的新发展——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联合国非正式专家组会议述评

国际社会重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对于保障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人和证人等合法权益的意义。会议讨论了法律援助概念界定、侦查阶段法律援助权利的落实、民间组织的作用、法律援助培训及部门协作等内容。在加强成员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力建设，发挥法律援助在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作用方面，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