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走向——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犯罪分层是纵向的犯罪分类,一般分为轻罪、重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全过程的根本性、全局性和总括性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并要求在立法时采取以刑罚为基础的形式标准和抽象的思考方式。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实现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存在着刑法典罪刑不相应、研究不充分等立法障碍。所以,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化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犯罪分层的立法实现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从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俄罗斯的刑事政策

俄罗斯联邦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反映国家的犯罪态势和预防犯罪的对策。随着经济全球化,刑事立法也被置于国际大背景中。侵害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的犯罪较为典型地诠释了俄罗斯当前人道主义导向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保护价值观的调整,突出了俄联邦刑事立法上法网严密、刑罚宽缓的特点,符合国际上预防犯罪和改造罪犯的目的。刑事政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其新旧更迭变化和发展也必然符合历史规律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刑事证据制度发展中的阶段性进步——刑事证据两个规定评析

刑事证据两个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重点与难点予以规范,初步确立了现代刑事证据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则,标示着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取得了阶段性进步。但是,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两个规定中．对于正当法律程序、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并不充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未能强调“任意性”标准,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排除;而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采取宽容态度,不利于对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保护;大量的关于瑕疵证据可以进行补正和解释的规定,大大降低了刑事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目前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具体的制度规范,积极改善司法环境,促进两个规定的贯彻实施．推动我国刑事法治向前发展。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性

刑事和解是一种在非刑罚化、被害人保护、犯罪人再社会化等方面均极具创意的新制度。刑法基本原则是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应恪守的重要原则。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问题是完善刑事和解所必需的基础性理论。不容否认,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然而系统论证之后可以得出二者间存在着协调可能性且协调性占主导地位。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保护法益侵害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合并进行诉讼,能够在全面把握共生犯罪的同时查明派生犯罪的前提性事实,准确认定犯罪,防止出现撼动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国际刑事诉讼法概念评析

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法律概念的创设则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百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和国际刑事诉讼规约。实践经验的总结与规范制度的概括表明,国际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及特有的价值模式。因此,国际刑事诉讼法概念的析明将展现出一门新的法律,认识并发展国际刑事诉讼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我国注射死刑的平等适用

目前,我国在执行注射死刑时存在不能完全平等适用的问题。这种不平等适用体现为不同身份的死刑犯适用不平等、不同地区的死刑犯适用不平等、不同罪行的死刑犯适用不平等等方面。注射死刑不平等适用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引起社会的诸多质疑。而注射死刑未平等适用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因立法上存在漏洞,又受到注射成本过高,地方司法机关推动力度不够,民众报应观念较强等因素制约。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强制性问题研究

我国社会保险的强制力不足已经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诸如：守法的用人单位成本增加,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落空,劳动关系恶化,为社会保险制度本身带来了安全隐患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从三方面改革：一是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完善社会保险费征收的行政处罚制度,二是要对欠费情节严重者施加刑事处罚,三是要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重新完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制。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着一些非议,其遭遇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被害人权益保障方面面临着诸多困境。面对这些困境,其出路就在于应通过立法确立诉前禁令在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被运用;扩大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种类和范围;通过立法确立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赔偿的计算标准;设立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     

醉酒驾车肇事之主观归责：故意与过失的博弈

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人在主观过错上究竟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对其进行刑事归责的主观根据何在？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上缺乏支持,实践中亦分歧明显。以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为前提,以责任主义为立足点,分析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刑事归责的主观根据,并对现有理论和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谬误认识提出合理性怀疑,包括对该类案件如何进行主观归责作出原则性分析,甚至提出“一个主观心态可以支配一个或多个连续行为”的观点,以此得出结论,对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应当以陷入醉酒状态前的主观心态为主要根据,且适当以陷入醉酒状态之后的主观心理为辅助作综合考察,从而准确确定其肇事行为的主观归责定性根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