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刑法中的犯罪未完成形态问题研究

澳门刑法中具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科学法律思想与先进刑法制度。其中的犯罪未完成形态制度集中体现了澳门刑法的轻刑化、细密化和较强的可操作性等特点。本文分别以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与探讨。     

论复杂问语在刑事讯问中使用的合理性与条件

复杂问语在刑事侦查问话中是一种谋略手段,在刑事侦查问话中有着其明显的合理性,但必须有条件的使用。即:在掌握犯罪嫌疑人确凿证据的条件下使用;在对某件事情极端怀疑的情况下使用;在犯罪嫌疑人明显说谎的情况下使用;在犯罪嫌疑人口供矛盾的情况下使用;在根据证据和事理推断能深挖犯罪的情况下使用;在侦查线索不明朗的情况下使用。     

管辖权异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

人们关于管辖权异议的讨论存在着疏远制度目的和价值的问题,从而贬损了讨论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因此,应当回归此制度的原点重新认识它。依据“审判公正假定”,管辖错误的实质是法院内部分工的错误,因此,只要异议制度的设计能够平衡双方当事人的优势,异议制度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将其扩展而致“程序过剩”。现有管辖权异议的两审终审制人为地强化了管辖对于当事人的重要性,误导了人们对其程序正义的认识,应当予以修正限制。     

建构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参与模式

创设刑事简易程序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设计的简易程序没有保障被告人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这导致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不高,也与设立简易程序的初衷不相符。建立被告人程序参与模式以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都应以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为基础来分析和解决。     

关于成立疑难刑事案件研侦机构的设想

各类疑难刑事案件的产生与积压是一种客观存在,快速准确查处各类疑难刑事案件是一种客观要求。从理论上推测,设立一种兼具研究和侦查双重职能的专业机构专门应对各类疑难刑事案件,是可行的、必要的和有效的。应从疑难刑事案件研侦机构的定位、组成与运作等方面考虑,成立疑难刑事案件研侦机构。     

刑法解释的常识化

条文解释的常识化和学理研究的经验化,是我国刑法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刑法学中的所谓“常识化”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形式:一是刑法解释上的“公众认同”,二是所谓的“社会相当性”。刑法解释常识化是实现法律认识统一性的基础,是实现刑法公正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刑法目的的重要手段。但是,运用常识化方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协调该方法中内在的矛盾关系,即常识与专业之间的关系、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的刑法解释中,需要走出将生活常识等同于专业知识、以感性经验替代科学理论的误区。     

论对团伙犯罪前置性侦查打击

前置性侦查打击团伙犯罪模式,是近年来首都刑侦部门针对现代社会变革及刑事犯罪发展态势,在侦查打击团伙性刑事犯罪过程中创建的新的工作思路和侦查模式。其核心内容包括主动性打击、策略性控制、彻底性打击和有效性证罪四个方面。     

暴力恐怖犯罪案件的侦查讯问对策

暴力恐怖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讯问难度远远大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因此，在侦查讯问中。应熟悉案情。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攻心夺气，心战为上；迂回发问、设置圈套；运用模糊概念。促其产生错觉。使其供述障碍向有利于突破上供的方向发展。     

论单位非法行医之犯罪性及其刑法对策

单位非法行医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刑法介入对单位非法行医行为的规范符合犯罪相对性的原理。我国刑法应当增设单位非法行医罪,以保障我国医疗卫生市场的健康发展。     

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研究——以德国附带诉讼制度为参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应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参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