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俄两国关系面向21世纪发展的战略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关系一直处于战略升级态势,但目前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协作与经贸合作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致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转折关头。中俄两国领导人为加强合作、促进发展,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力图把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进到面向21世纪的务实性阶段,其未来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并能成为当今世界大国关系的成功范例和操作楷模。     

论警检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尽管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警检关系存在三大模式的分野,但各国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既存在形式上的分工关系,又具有实质上的合作关系,只不过三大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大致说来,英美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判程序,而大陆模式、中俄模式的侧重点在审前程序。但从一些国家近年来的司法改革看,三大模式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警检关系开始出现紧密化的发展趋势。     

论承包土地稳定与流动的关系

当前许多地方对承包土地有一个片面的理解 ,认为承包土地稳定 ,就是不能动 ,动了就会违背国家的政策 ,其实这是对国家政策的一种误解 ,承包土地应在流动中稳定 ,在稳定的基础上流动。目前 ,应规范、完善和稳定农民的承包权 ,在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 ,推进土地有序流动     

澳大利亚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

文章通过对澳大利亚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由古到今、由传统到现代的规则的论述 ,揭示了澳大利亚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之处 ,从而为中国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提供一些借鉴。     

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构建的裁审体制及与劳动监察的关系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构建的一般案件"一裁两审"、特殊案件"一裁终局"的裁审体制是对我国原有制度的重大修改,该法确立的分类处理机制以及对仲裁机构资源的整合必将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如何在受案范围以及程序衔接上理顺劳动监察与裁审体制的关系,也是在理论及制度上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主体论纲

现有的法主体理论注重从外延来界定法的主体,这必然会导致法主体的缺损。法主体的认知逻辑可以是:先从本质层面来界定法主体的内涵,再从现象层面来界定法主体的外延,法主体的外延具有相对的开放性。经济法主体研究在遵循上述认知逻辑的基础上,可追问并扬弃经济法的本体论,立足于解析生产方式的变更所导致的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并抽象出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增量利益关系。增量利益源于剩余劳动的创造,可将劳动力权人作为经济法主体的内涵,而将自然人和自然人的组合作为经济法主体外延,并进一步对企业、国家、社会中间层等自然人组合的经济法主体属性进行分析。     

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关系论

根据法理学有关法律部门调整对象单一性的理论,金融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由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以及金融交易法等三部分组成。但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研究忽略了这一点,尤其是在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上,即表现为随意把与金融调控法性质迥异的金融监管法或金融交易法划入宏观调控法体系。当然,如果说金融交易法与金融调控法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话,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之间则确实存在着让人容易混淆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从调整对象、法律行为以及法律渊源三方面入手,对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的差异作出区分与比较,以求对金融法与宏观调控法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创造国际直接投资新环境开拓中俄经贸合作新局面

中俄两国经贸关系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相互投资成为深化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国际直接投资是突破贸易壁垒、进入一国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稳定中俄经济关系的根本基础。中俄相互投资存在经济转轨尚未完全实现、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筹资渠道、沟通渠道不畅等制度性和基础性障碍。为促进中俄两国相互投资健康、快速发展,应在签定双边投资协定、建立中俄商业协会、开辟投资融资途径、相互建立工业园区以及举办投资洽谈会等方面构建相互投资的宏观环境。     

论特别权力关系问题之解决路径——以“否定说”为视角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近些年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的热门话题,行政法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激烈的讨论,笔者探讨了目前我国是否需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并且对于特别权力关系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路径.     

论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 ,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形。如何认定牵连犯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对于牵连犯如何进行处罚存在不同的观点 ,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