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听证的政治逻辑架构——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听证制度的本意在于规训和导控行政权力,它可以基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逻辑,也可以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来建构。商谈理论强调,行政权力应由源于日常交往所产生的交往权力导控,交往则是基于理由的商谈网络的形成与论辩的互动。针对面临和处理的不同问题,商谈又呈现为三个层次,即实用性商谈、伦理-政治性商谈和道德性商谈。本文认为,遵循商谈理论的逻辑,行政听证可分为以实用性商谈为主的行政项目类听证和以伦理-政治商谈为主的行政规划类听证、以道德商谈为主的行政法规类听证。     

论保外就医期间犯新罪的侦查羁押问题

保外就医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重病犯人采取的一种特殊服刑方式，其对象一般是患疾病，难以在监狱里生活，随时有生命危险或行动不便的人。保外就医服刑犯在监狱外重新犯罪，愿数罪并罚。但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法律法规在对此类犯罪嫌疑人开展侦查和收押方面的模糊性给该类案件的处理带来一定阻力。本文结合实例，针对保外就医犯人监外服刑期间犯新罪侦查收押实践中的疑难进行分析，力求发现问题的症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高速公路收费的法律适用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收费实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适用该种制度,从价值上讲容易导致权力寻租,滋生腐败;从效力上讲不能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从程序上讲有悖于正当程序原则,最终将导致公路收费存在诸多问题。随着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高速公路收费已经不宜适用行政审批制度,有必要重新确立适用高速公路收费标准的法律制度。     

补充侦查应当受侦查羁押期限的限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最长不能超过7个月，因特殊原因超过7个月的，需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是侦查活动的一种特殊情况，应受最长侦查羁押期限的限制。检察机关对那些不符合起诉条件且需要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先审查案件是否已用尽最长的侦查羁押期限，再作出是否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     

在视唱练耳中巧用内心听觉

在众多音乐科目中,视唱练耳是最注重听觉训练的。巧用内心听觉能大大提高听觉训练的质量,解决一些听觉上的难题,从而提高音乐综合素质。     

论看守所在押人员脱逃案件的侦查策略

看守所在押人员脱逃案件是一种发案率不高但后果极其严重的案件,这类脱逃案件具有突发性、预谋性、隐蔽性、智能性等特点。在侦查策略上,可采取及时追缉堵截、细致勘查现场、网上追逃、全面调查访问、并案侦查、辨认等措施。     

论建构城市规划听证制度的必要性

城市规划作为对城市未来空间发展的战略布局和政策,不仅影响城市未来的居住地貌,而且对居住于城市内的公民权益亦会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现行城市规划在行政机关单一决策主体的模式下,存在剥夺城市弱势群体利益、忽视可持续发展以及反复无常等诸多问题。要将城市规划纳入科学、理性的轨迹,公民对规划的参与必不可缺,城市规划应当建立吸纳民众参与的听证机制。     

暂缓起诉制度之比较与评析

暂缓起诉作为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得以建立。比较德、日、美三国暂缓起诉制度,发现三国在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考验期、本国国民对这一制度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暂缓起诉的监督和制约四个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造成这些差异是因为三国的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存在较大区别。我国目前的司法形势与日德两国暂缓起诉制度得以实行的司法形势有相似之处,因而我国应当在考虑自身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暂缓起诉制度,扩大检察机关裁量不起诉的适用范围。     

行政处罚听证主持人刍议

关于行政处罚听证主持人 ,有三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是关于主持人的产生和人数问题。主持人应从行政机关的法制部门工作人员中指定产生 ,人数以三人最为适宜 ;二是关于听证主持人的回避问题。回避的理由中应包含法律偏见和个人偏见 ,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三是关于听证主持人的职责问题。其主要职权应包括决定权、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权、许可与制止权、建议性裁决权等 ,主要责任应包括维护听证活动的正常进行、保证听证的公正性、及时提交听证报告等     

听证程序与庭审方式改革

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庭审方式改革,而庭审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立听证程序与庭审阶段的职能分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听证程序具有指导当事人诉讼、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和主持调解的功能。在把听证程序纳入司法程序之后,听证程序自然成为庭审阶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