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机构适应《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要求的探讨

作者通过对新颁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研读与思考,结合目前多数司法鉴定机构的现状,对于作为《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主要管理对象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如何尽快适应这部重要法规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各项相关制度,科学规范司法鉴定工作,作了探讨。     

再论竹简秦汉律中的“三环”——简牍中所反映的秦汉司法程序研究之一

出土秦汉简牍律令中对于老年人告状,法庭采取“三环”的措施,意思是连续三次劝其返还,如果原告人坚持诉讼,法官才予以受理。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原告由于年老而误告,或凭借优待老年人的政策而滥告。唐宋明清诸律继承了秦汉律“三环”的指导思想,同样限制老年人的一般性诉讼,而对于包括“不孝”罪及“谋反、逆、叛”等罪,则规定“老、幼、笃疾”者可以诉讼,司法机关必须受理。     

国人对民决团在英美法庭中的功能的误解

民决团仅仅负责事实审,决定事实问题;法官则负责法律审,决定法律问题。这个认识的错误在于：普通法中没有“事实审”、“法律审”的术语,这是国人杜撰出来的。普通法事实发展出来法律,法律是事实的积累。民决团事实上既决定法律又决定事实。它在美国,具有最高权力,大于总统、国会和最高法庭。另外民决团在美国7个州还决定量刑,在有死刑的州,还决定死刑。事实与法律的区分和混合,有助于法官将复杂问题交给民决团决定并在上诉中捍卫民决团的最高权力;也有助于法官对法律问题下命令、进行违宪性审查。总之,理解民决团的最高权力,是理解普通法的关键。     

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汉黎女性权利之比较

隋唐时期的律条尤其是《唐律疏议》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在三从四德的宗法家族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汉族女性通过身份的变换取得了相应的法律权利;同时期,在黎族传统婚姻习惯法的作用下,黎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权利虽有所变化,但与汉族女性相比却拥有较多的自由的权利,且黎族女性一直是处于崇高并被人尊重的地位。汉黎女性权利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却殊途同归,都是通过女性让渡权利这条路径来实现,这也许正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规律。     

禁止体罚儿童的国际法律规定与国内法律实施——以家庭内体罚儿童为视角

普遍存在的体罚儿童现象随着国际社会对儿童权利的关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家庭内部的儿童体罚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近年来,禁止一切形式的儿童体罚的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探析儿童体罚问题的原因和危害,从国际人权文件和我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寻找家庭内部禁止体罚儿童的依据,以类型化分析的方法比较世界各国保护儿童的立法例及其进展,借鉴外国禁止体罚的立法实践,针对我国在禁止家庭内体罚儿童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若干改进方向,以求尽快达到禁止体罚儿童的国际人权法律标准、不断改善国内儿童权利保护状况十分必要。     

解决民间纠纷的立场定位与路径选择——从两则案例说起

民间纠纷的解决影响到我国法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民间纠纷应当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兼顾社会的复杂性和“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理性沟通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公正司法中的刑法解释理念

公正司法要求树立正确的刑法解释理念。正确地解释刑法,应当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兼顾罪刑均衡原则,采取以主观解释论为主,客观解释论为辅的立场。解释刑法一方面要求解释过程符合可预测性,另一方面也应重视解释结论的妥当性。     

罗马法的时空

＂罗马法＂本是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各时期法律的总称,但后世法学家却往往习惯于将《民法大全》当作罗马法的全部。《民法大全》于公元6世纪在君士坦丁堡成书时,西罗马帝国已然落入蛮族之手,《民法大全》在施行了数年后,亦被遗弃,直到11世纪才重见天日。在罗马,存在着远比《民法大全》更古老的法律。为了避免将罗马法＂平面化＂,诚有将罗马法相关文本的研究置于其成书的特定时空,即在特定的历史氛围和地域场景中加以研究的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

The decisions and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hina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Mainland China’s customary law, and carried by decision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Customary law is the very source of its normal force and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n informal source of the law for they have the required characteristics for substantiating customary law. Accordingly, the legislativ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that are qualified to be promulgated in the Gazette of the Supreme Court should be standardized by the requisites of customary law and have the quality supposed to be universally fair. Cao Shibing is a senior 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hina majoring in civil law, and he was awarded the doctorate of law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ll now, he has published an amount of academic works, for instance, On Anti-monopoly Law (1996), Resolv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Suretyship Law of China and its Prospect (2001), On Insolvency Law of China (2003), and his translated book in Chinese (1998) —The Death of Contract (originally written by Grant Gilmore in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