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刑法观念的裂变：从诸法合体到刑法独立

诸法合体的观念统领了我国古代自《法经》以来的各种成文法的编纂体例。随着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标志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近代刑法观念产生了从诸法合体向刑法独立的裂变。在改革旧法体系的问题上,刑法独立的主张并非首先提出,而是先有人提倡制定商法,继而刑法独立的观念才孕育而生。从诸法合体到刑法独立是一步重开历史先河的转变,究竟哪些原因促成了这一观念裂变?诸法合体是中国古代农业自然经济、封建集权政治、及律学传统的产物;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学为刑法独立的观念创造了条件,共同推动它由萌芽、发展、成熟,到最终成功运用在立法实践中。近代刑法观念从诸法合体向刑法独立的裂变意义广泛而深远。     

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文献研究

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前身为北洋法政学堂,是天津历史上唯一的一所公立政法财经类普通高校,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百年学府,曾培养和涌现出许多革命志士和政经人才,在中国政经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天津图书馆藏有该校丰富的史料,对研究天津政法教育的历史沿革与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就该馆所藏相关文献予以介绍,并探讨其主要内容与价值,便于研究者参考利用。     

略论新加坡鞭刑制度的法律基础

新加坡鞭刑继承自殖民地时期刑罚,受穆斯林习惯法影响,符合法的继承规律,没有违反本国宪法规定。目前尚无反酷刑公约或条约能约束新加坡鞭刑,而且其也不与现行反酷刑公约或条约、国际习惯法、法的一般原则相冲突。新加坡鞭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酷刑,宽容死刑的态度使这一指责更显苍白。另外,普通刑罚在新加坡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主刑失效、犯罪形势严峻等因素将新加坡刑罚推向目的刑主义。     

“两岸四地”海上货物运输留置权法律冲突初论

随着中国大陆《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于2011年1月正式实施,四地间法律效力的相互承认问题获得基本解决。至此,需要面对的便不仅仅是四地间法律规定的表面歧异问题,更应关注为具体案件确定准据法时所要面对的现实法律冲突问题。试就"两岸四地"海上货物运输留置权法律冲突问题作初步探讨。     

族际整合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调适——以建国初期族际通婚为例

统一国家法体系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法治基础和保障,但因其构建过程中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难以有效吸纳民族习惯法积极因素和全面考虑少数民族的合理利益诉求,从而导致难以避免与既有的民族习惯法冲突和矛盾,这就决定了适时适地进行国家调适的必要。解放初期,在族际通婚问题上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表现为:族际通婚的积极政治意义及新《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的确立使其获得了国家法上的合法性,而在少数民族的婚俗婚制、宗教条规及族权系统中却是严重越轨行为。但国家并没有僵硬推行国家法,而是主要通过运用政策的形式,创造了"和谐"、"互补"以及"团体的多元主义"为特征的调适方式,对今天具有借鉴价值。     

管辖权的确定对法律适用的影响

在国际私法领域,管辖固定权的确定和法律适用是不容忽视的两大重要问题。文章论述了管辖权的确定对民事诉讼和不动产物权在法律适用中的影响和作用。反致制度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国际私法中的运用,旨在阐明管辖权的确定对管辖法院在适用法律或是选择法律时所具有的影响。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三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三个基本问题紧密相联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水平的提高,正是通过对这三个基本问题思考的深化和理论的发展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本身蕴含着把握规律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如何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行动,实现它对当代中国的真理价值,集中表现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同质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最重要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迈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步伐。     

谈法律法规行文中的释义

法律法规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各自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准确把握相关内容，对于一些概念、语词，立法机关要给予解释以消除理解上的歧义。行文中使用释义，是为了使法律术语的含义更清晰、更简洁，这些释义方法包括：1．下定义；2．诠释；3．界定适用范围等几种形式。     

对当下中国法语言问题的一点思考

法语言问题源于社会变迁、语汇移植、汉语改革等诸多因素。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学者重视的基础上,通过教育促成法学界和法律界的用词准确和用语准确,进而使我们的法律和法制更准确地使用相关的概念词语。     

俄罗斯公司立法综论——兼与中国公司立法比较

俄罗斯的公司立法起步很早,但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相对独立的公司法体系。传统上,俄罗斯采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在民法典之外,仍制定有公司单行法,并与调整公司关系的总统命令和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一并行使调整公司关系的职能。俄罗斯公司立法注重对私权利的维护,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实践中的公司利益冲突不仅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也损及股东权益。有鉴于此,立法者不得不修订法律条文,增加强制性规范,强化公权力对公司活动的干预。这虽然与我国公司立法的趋向刚好相反,但两国立法的最终目标都是在寻找一个自由与干预的最佳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