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s’ Rights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An Overview Of The Ideas Of Authorship And Authors’ Rights In Socialist Yugoslavia,And How These Ideas Did Not Change To Reflect The Ideal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how, using the example of socialist Yugoslavia, how and why authors’ rights laws were applied in a socialist regime relying on the same rhetoric of ownership and individualism that marked their use in the capitalist West. In this way, Yugoslav laws have served us as an excuse to examin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legal apparatus and a type of control over creative processes that these rights make possible. Since it is a fact that both single-party socialism and pluralist capitalism have employed the same concept of authors’ rights and authorship, it is our claim that the two systems have been and are equally interested in limiting creative freedom by means of property derived from authors’ right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Yugoslav legislativ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ractice borrowed from the Soviet variety of socialism, we will consider examples from that tradition as well, treating it as the strictest incarnation of Marxism in Europe.

接轨:挑战与机遇的来临——论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中国刑事法制的自我调整

我国现行反腐败刑事法律制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实体法方面看 ,该公约对诸多行为的犯罪化态度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很不一致 ;从程序法以及证据方面 ,该公约提出的诸多要求 ,需要我国现行法律积极回应 ;从反腐败国际合作看 ,如何加强国际合作 ,创造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 ,对于我国今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该公约所建立的诸多机制 ,为我国积极预防和遏制腐败犯罪提供了很大的机遇 ,同时也对我国现行刑事法制提出了挑战。如何根据我国实际与该公约的规定相衔接 ,是我国目前需要认真解决的一大课题。     

《森林法》修改的几个问题

作者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修改的基本思路,主张修改后的《森林法》应该成为森林资源法律子体系中的核心法律,林业行业的基本法律,即全面反映当代新型林业和森林资源在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建设中重要地位和全面作用。认为在修改《森林法》时,必须坚持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体现当代环境资源法的基本理念,在有关问题上与国际法接轨,认真总结和吸收国内有关环境资源和林业的法制建设经验。《森林法》修改应该建立在对森林的性质、特点和作用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实存在的森林资源环境问题,突出森林保护和森林生态建设,加强对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的采用,加强对公众参与等社会调整机制的采用。     

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新思路

我国目前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途径主要包括媒体途径、政治途径、诉讼途径和信访途径;这些途径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很少为消费者维权提供适当的途径,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非常缺乏。而在国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途径是多元并存的,非诉讼的争议解决途径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消费者"的概念在金融领域内的延伸与兴起,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金融法中引入"消费者"的概念,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金融监管的第一目标以及我国金融改革和制度设计的指导原则之一,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制。     

民间法的限度

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     

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之命运

近现代中国法制以法律比较为起点,并通过法律比较而发展。近现代中国法制发展曲折徘徊之时,也是比较法学低谷沉默之时。近现代中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法学的复兴与繁荣,都是循着法律比较的途径,并在比较法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法律比较对于一国法制建设具有不可或缺性,可以说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建设是共命运的。     

海峡两岸冲突法反致制度立法初探——兼谈反致与两岸民商事法律冲突的解决

在海峡两岸的冲突法立法中,反致制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特点。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一直对反致持肯定的态度,规定接受当事人本国法的广义的反致,立法较为全面。但在涉及有关合同、国籍的消极冲突、区际冲突等问题的法律适用时是否采用反致尚存疑问,其反致制度不论在内容上还是立法技术上都有需要完善之处。祖国大陆现行立法对反致制度没有明确的规定,从《示范法》及《民法(草案)》的有关内容来看,主流观点不是一概地拒绝反致,表现出例外接受反致的立法倾向。反致有利于实现冲突法的价值取向,有利于解决海峡两岸特殊的区际法律冲突,祖国大陆应借鉴他人的立法经验,明确接受并建立自己科学、合理的反致制度。     

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

建立统一公法学,既契合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更将产生重大的时代意义。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背景:一是权力分立的铁律被突破,权力交叉的趋势在加强;二是国家社会一体化解体,社会公权力快速成长;三是学科的细化在加剧,学科的综合在并进。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一是有利于提炼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基本规律,完善对公权力的整体调整;二是有利于研究公法面临的新问题,克服传统公法学研究的盲点;三是有利于加强公法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公法学科体系。建立统一公法学,并非否定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并非为了部门公法学的自身利益,并不违背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     

港、澳、珠三角地区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其协调

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是指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我国因为三地之间各自法律规定的不同,从而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这种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与目前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冲突,和其他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以及我国国内的其他法律冲突,都不尽相同的特点。“一国两制”原则和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原则是协调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区际法律冲突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由各法域协商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典来进行协调,应该是目前我国协调解决港、澳、珠三角地区区际法律冲突的较切实可行、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论如何运用行政法之诚信原则改善政府信用现状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其运行须遵从正式的法律、规范,且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平衡是改善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诚信原则更突出了政府法治讲求诚信的重要意义。从行政法的角度探析如何运用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度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