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地使用模式的改革

规模经营是农地使用制度变革的根本方向。由于基本国情的制约,我国农地使用模式选择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农地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由此引发的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家庭经营是在最大程度上适应我国农地资源状况的农地使用模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根本途径在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要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我国农地使用模式的变革。     

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与犯罪构成关系的理性思考

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均将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中的做法所不同的是 ,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是游离于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之外的一个“活泼元素”。这样的关系 ,与现代刑事法治的精神不相契合 ,实有认真检讨和改进的必要。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模式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的纳入 ,尤其是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的充分展开 ,不仅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而且因赋予其程序要件的色彩 ,从而突出强调了程序正义的价值 ,推动了宪法在刑事领域的司法化。因之 ,借鉴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的结构模式 ,吸纳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合理成份 ,实现经验与理性的沟通 ,应当成为改造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的努力方向。     

暴力恐怖犯罪案件的侦查讯问对策

暴力恐怖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讯问难度远远大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因此，在侦查讯问中。应熟悉案情。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攻心夺气，心战为上；迂回发问、设置圈套；运用模糊概念。促其产生错觉。使其供述障碍向有利于突破上供的方向发展。     

论性骚扰的损害赔偿

文章通过对中国性骚扰案件的评析,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提出应该完善中国性骚扰损害赔偿制度:除了精神损害赔偿,还应该增加工资和预期利益等补偿,并且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纳入职场性骚扰的损害赔偿中,给与受害人充分、合理的保护。     

浅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安文化建设

先进的公安文化对于建设和谐警营,实现警民关系的良性互动,推动公安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有着重要的意义。继承传统文化、提升民警综合素质、强化舆论宣传是建设先进公安文化的有效途径。     

论单位非法行医之犯罪性及其刑法对策

单位非法行医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刑法介入对单位非法行医行为的规范符合犯罪相对性的原理。我国刑法应当增设单位非法行医罪,以保障我国医疗卫生市场的健康发展。     

婚内强制性性行为的文化解析及评价

对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强制性性行为的评价,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诸多的争议。既有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思辨,也有截然相反的判例。而近乎通说的“婚内强奸”的称谓本身就是以承认该种强制性性行为犯罪化为前提,这种有罪推定的假定既不符合刑法的谦抑和罪刑法定原则,也使得对婚内强制性性行为的其他评价毫无意义。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以文化的视角对该行为进行解析,进而对其进行道德、违法或犯罪评价,但排除强奸化的评价。     

中西治学方式之差异

中西治学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在处理“学” (基础理论研究 )与“术” (应用研究 )关系时有所不同。西方的“学”与“术”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两者分工明确 ,而且紧密结合。而中国则“学”、“术”不分或有“术”无“学”。二是在对待“博”与“专”的关系时有差异。西方学者大多“先专后博” ,即先进入某一个领域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做出成果后再扩大知识面。中国传统的学者多为“先博后专” ,即先打好扎实的基础 ,掌握广博的知识 ,然后再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三是研究的注重点不同 ,即“点”与“面”的差异。所谓“点” ,即研究的视角集中在社会或文化的某一要素或某一主题 ;所谓“面” ,即研究的视角大多是一个专题或一个领域。西方学术注重“点” ,而中国学术强调“面”。     

警察出庭作证的法理分析

警察出庭作证是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国外也十分普遍但在国内却一直将警察排除在证人之外。虽然两高的解释现在对此有所规定但内容与范围十分片面。我国应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校园性侵犯：学理与立法的分析

为积极应对和解决校园性侵犯的问题,研究不能停留在案例剖析和防范措施等现象和技术层面,而要加强学理及法理上的反思。在学理方面,国外和台湾的研究具有借鉴价值。从立法方面看,校园性侵犯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又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其立法还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