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关系宽和性的当下拓展与重申

作为罪刑关系的一种特性,罪刑关系的宽和性应在刑事一体化的领域得到拓展。若联系刑事理念和刑事实践的最新发展,则罪刑关系的宽和性应在当下拓展出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并且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在相互渗透和相互说明之中"拱举"着罪刑关系的宽和性。由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来充实的罪刑关系的宽和性是对罪刑关系本身的肯定,不仅有着深刻的人权意义,而且有着基本的刑事政策意义。罪刑关系是刑事法理论的一个制高点。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法理思考

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理论上出现过多种学说。基本学说有二元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的一元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一元论、协调论;国内主要有相互联系论、法律规范协调论、利益协调论等。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有着本质区别但是联系又十分密切的两个法律体系;二者在各自利益的推动下协调发展;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有趋同化的走势。     

干预主义的国家介入父母子女关系理论之探讨

在国家与父母子女关系的问题上,西方法学主要形成了放任主义的非介入理论和干预主义的介入理论。干预主义的介入理论主张国家有积极保障并维护个人权益的职责,应当对家庭生活进行必要的控制和规范。其基本前提是对家庭正义问题的考量,是对根植于家庭理想中的父母自治传统的批判和重新反思。其强调政府公共权力介入父母子女关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对国家的介入行为上奉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责任问题新探

当今社会,高校学生伤害事故频发并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如何妥善处理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依法厘清高校责任,既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需要,亦是维护高校教学秩序,维护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需要。高校与学生之间,既非大陆公法学说认为的特别权力关系,亦非私法契约理论认为的私法契约关系或者简单地适用美国宪法理论,更非盲目套用的监护关系,相比之下,双重法律关系说更值得借鉴与探讨。因此,学生与学校之间除有明确的合同关系外,学生伤害事故更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来界定责任。     

亲子关系变迁之考察

亲子关系是家庭法的核心,是亲属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亲子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亲子关系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即经历着从家父权威到父母责任、从家族本位到子女本位、从父权优先到儿童最佳利益和从为族收养到为子女收养的脉络变迁.这些变化是与儿童观及儿童的地位变化相契合的.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父母权威占据主导地位,父母权利具有义务性,转而成为父母责任,亲子立法上也偏向于子女本位并坚持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亲子关系的变迁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儿童及其权利的重视.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关系新论——以犯罪的外延为视角

刑法学界通说认为,应该严格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但是通说的区分标准却存在疑问,必须寻求新的区分标准——通过犯罪的外延可以合理区分二者。由于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都是一行为触犯数个罪名,即一行为符合数个犯罪的犯罪构成,换言之,就是数罪名的外延存在重合关系。从实质上说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都是犯罪之间的竞合(重合)关系。从逻辑上而言,犯罪之间的竞合关系包括从属关系和交叉关系。法条竞合只存在特别关系,而特别关系属于从属关系。想象竞合犯其实就属于交叉关系。     

论我国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及完善途径

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作为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基本范畴,是法制国家和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并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之一。面对现有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及社会协调运行机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在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向前发展,进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安微博对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影响及对策

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安工作信息共享平台,公安微博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针对其使用现状,要正确把握公安微博在警民关系建设中的定位,提高公安微博对民众的吸引力,规范公安微博的运行。     

中泰现代外交关系的建立:以20世纪30年代后两国正式建交努力为中心的考察(1932-1946)

19世纪中叶中泰之间的朝贡体系瓦解,自此以后的近100年间,两国官方关系一直处于断绝的状态。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政局初定,便开始寻求与泰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两国才签署正式的外交文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关系。本文以这一时期中泰两国围绕设领和建交等问题的交涉和努力为中心进行考察,揭示此过程背后变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走向,不同时期双方政府的不同考量,以及华人问题如何与外交问题相缠绕,如何制约和影响两国的建交进程。     

刑法解释中的形式论与实质论之争

当前我国刑法学中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是事实论与价值论之争，而是发生在价值论内部，涉及如何适用价值判断的问题。检视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双方不仅在基本范畴的指涉与运用上较为混乱，还存在误读、曲解甚至虚构对方观点的现象，并且双方所宣称的立场往往与其实际做法不尽一致；此外，实质论者在论证逻辑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双方存在若干重要分歧，缘起于对刑事法治基本任务的不同定位。我国刑法学中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在性质上具有不同于德日相关争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