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对钓鱼岛问题的影响

《关日安保条约》是美日同盟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条约的多次修改，美日同盟不断巩固强化。近期美国出台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钓鱼岛条款是继近年来美国政府对钓鱼岛表态以来立法系统首次表明态度。美国对于《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的态度由模糊走向明确，这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不无关系。利用钓鱼岛争端制造可控危机进而造势借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策略，这将加剧钓鱼岛争端解决的复杂化，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分析这些影响，有助于探索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多次博弈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刑事诉审关系-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考察

我国刑事诉讼中，诉审双方通过多次反复的博弈，达成了现存的注重配合的非正式制度，而这种制度的稳定，依赖于双方建立在拥有博弈惩罚权基础上的相互实施。本文在剖析司法实践中诉审双方博弈惩罚权相互实施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制度实施中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及原因，并进一步阐述了非正式制度带来的强化诉讼线性结构、限制正式制度实施空间等后果。     

论我国民间借贷合同法律适用的民商区分

按照是否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利息约定不明的两种情形规定了不同的裁判规则。这种区分处理具有进步意义,但未能根据民商区分的理念作科学合理的区分,导致相关裁判规则存在标准混乱、规则缺失的问题。要确定民间借贷民商区分的判断标准,首先得解决民商区分的判断标准。我国应回避从内涵到外延都存在极大争议的商主体概念,借助“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商行为概念及内涵和外延都确定的企业概念来界定商事法律关系,从而确定民商区分的法律适用难题。在确定了我国民商区分的判断标准后,民间借贷民商区分判断标准的厘定就迎刃而解了。据此,可确定民商区分视野下民间借贷纠纷裁判规则的完善方案。     

当前中国机关事务管理研究中的前沿问题——资产管理、层空关系和集中统一方式

当前我国机关事务管理研究领域仍有诸多前沿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在资产管理方面,广义党务机关的资产管理、机构变动情况下的资产管理和土地使用权资产管理是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在不同层次机关和所处空间地域方面,驻地政府参与上级机关的机关事务运行保障、同一空间地域机关事务中通用服务整合、垂直机关的机关事务运行保障、异地办事处机关运行保障以及采取集中办公方式的规划问题是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在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所采取的集中统一方式中,组织集中统一方式、技术集中统一方式和内部市场交易集中统一方式是不同的方式路径,如何将这些不同的路径应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构建相应的发展战略,也是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     

东莞智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支撑点、着力点与生长点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的重要尝试,而通过整合城市间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则是其应有之义和重要支撑。该文从区域协同视角出发,论述了东莞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中所扮演的"苗圃-孵化器-加速器"角色,以及东莞大科学装置建设与产城融合式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性意义,并从"政-产-学-研-金-服-用"多个维度给出对策建议,对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端化、实体化、国际化发展具有凸出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医患关系：政府、医院管理、医生与患者四者之间的协调

医患关系主要指医疗实践中医务人员基于患者疾病的诊治而与之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涉及医生、患者、医院及社会四方面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协调规范医患关系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医生和患者共建理解和信任。政府、医院管理、医生与患者四者之间只有加强沟通,和谐的医患关系才能够得以建立。     

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冷战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试图牺牲联邦德国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动摇了联邦德国对于它的西方最强大盟友的信心,迫使联邦德国重新审视其依靠西方实力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着手改善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对美国的失望,坚定了联邦德国走德法合作道路的决心,促使联邦德国更加密切与法国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次柏林危机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     

Reply to critics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sponse to the contributors of this symposium. Notably, I respond to challenges pertaining to whether my account can: accommodate collective goods and collective choice and the complexities pertaining to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be reconciled with the insights of relational egalitarianism and non-ideal theory; meet the requirement that it provides political action guidance instead of being practically irrelevant; be grounded in Rawls’ considerations about luck and justice; avoid implausible implications regarding ‘concern monsters’ and offensive preferences.     

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检察机关不断加大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力度。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备受争议,其原因在于控辩双方具结活动的形式化、“明显不当”标准的模糊化、检察机关工作内容的复杂化,以及控审机关沟通关系的紧张化。对此,破解之道在于科学地把握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背后的公诉权力变化,以此为前提统筹采取应对策略,包括划定精准刑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明确精准刑量刑建议的主要标准、推进审前具结活动的实质改造、提升精准刑量刑建议的质量水平、健全量刑建议的调整方案等方面,由此才能真正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的实务成效。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六个转变”

服务型政府需要通过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再造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构建行政问责制度、确立行政理念等基本路径,实现6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从“社会管理为主”到“公共服务为主”;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从“内部评估”到“公众满意”;从“问责运动化”到“问责法治化”;从“为民做主”到“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