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误区及重构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争论较多,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否往往根据其真实程度进行讨论。国外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保障人权和刑事司法的平衡。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证据的真实性出发,还是从价值冲突的理念出发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会陷入法理上的误区;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法律后果,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一种非法行为有了与其相应的法律后果,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以派出所为责任主体单元 做实做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

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是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历史经验表明,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抓好派出所的建设,充分发挥派出所的作用。对公安机关现行警务体制的改革,可按照划块而治的原则,强化派出所的责任主体地位,扩大派出所事权,充实派出所警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派出所对辖区治安局势的自主管控能力。     

德法并举治理环境

治理环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健全法制极为重要.德治具有全面性、稳定性、长期性、普遍性的优势,德治与法治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针对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等现状,只有德法兼备,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环境治理.     

经济损失规则的边界功能

经济损失规则的概念和适用范围仍是争议的主题,这一规则本身的混乱伴随着该规则产生原因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区分侵权法和合同法的边界功能是经济损失规则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但是一些重要的原则限制了边界功能的适用范围.在涉及合同关系的案件中解释及适用经济损失规则,只有关注诉讼当事人的实际行动才能恰当地实现该规则的边界功能.首先,如果原告不是某个协议的当事人,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原告依据侵权法享有的任何权利.其次,不能基于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合同提供的假想救济以及合同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补偿具有假想的优先权限制原告的权利.再次,如果被告违反了一项独立于合同责任的侵权法义务,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没有明确地或足够充分地暗示取代侵权法的救济,当事人则有权获得侵权法的救济.     

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就是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论常识判断与法律判断的衔接与转化

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激起社会各界广泛争议的案件,这些案件引起了对公众的常识判断与法律判断之关系的探讨.然而,目前的理论研究因缺乏对常识的本质进行分析,普遍对常识判断与法律判断做异质化处理,这种思考方式并不有助于做出合理的司法裁判.从常识哲学来看,常识判断的正确性并不当然弱于其他类型的判断,它反而与广义的理性等义并且是推理的根本基础.司法裁判要进行合理的归责,就必须实现常识判断与法律判断的衔接及转化.哈特的“承认规则”可被视为是在理论上探讨作为非制度性规范的常识向制度性规范的转化,阐明司法裁判得以从日常生活方式中获取规范性内容的理论进路.     

辅助生殖技术与亲子认定规则的变化简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动摇了传统的亲子关系认定规则。本文主要介绍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而产生的亲子关系认定新规则和国外相关法律与司法实践。     

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探析

行政机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行使紧急权是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内涵,亦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法治思维有助于真正实现紧急权的价值功能,有助于约束紧急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权利.在紧急权行使中运用法治思维就是在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公民权利时,应综合运用紧急性思维、必要性思维、平等思维、核心基本权利不可克减思维、信息公开思维等进行分析判断.因此,完善紧急状态法制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加强对应急法治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论石油储备模式的中国选择

在当今世界能源格局中,石油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是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防现代化的重要能源。对石油储备主体的选择,亦是对石油储备模式的选择;对承担国家石油储备主体认知的不同,亦表征着对储备模式的一种价值取向与事实判断。对我国石油储备模式的选择是以政府储备为主导,还是以企业储备为主导,抑或是以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相结合为主导,在法律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型＂石油储备模式、＂政策型＂石油储备模式以及＂混合型＂石油储备模式三种模式。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混合型＂石油储备模式,有利于较快地建立起石油储备基地,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形成契合生态文明理念诉求的能源法制保障体系,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根本利益。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被不断提及,并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正当性话语,因此需立足于法治的基本要求,结合法治实践的个案场景,在发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薄弱环节的同时探讨法治思维的运用问题。而法治思维内涵的既有界定往往抽象而不具可操作性。因此,法治思维是以规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要注意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与法治思维相左的四类主要问题: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