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哲学、文化研究统一的必要性

哲学与文化原本就是互生、互动的 ,只是在学科分化后才被人为地分割开来。这种相互疏离和分割 ,既不利于准确、完整地把握特定民族国家的哲学和文化 ,也不利于各民族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以及哲学、文化自身的发展 ,因此民族哲学研究、民族文化研究需要重新结合。即 ,民族文化的完整研究必须用哲学研究来统摄 ,民族哲学的完整研究也必须以文化研究为依托 ,二者相互补充、相互结合     

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当代发展

改革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式和内涵 ,使民族凝聚力更具现代化的特征 ,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改革使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巩固了民族凝聚力的政治保障 ;赋予民族凝聚力崭新的文化内涵。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中华民族政策

本文分析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蒋氏父子、李登辉时期的中华民族政策,认为尽管蒋氏父子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但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方面的政策措施是值得肯定的,李登辉上台后搞"两个中国",主张"台独",是完全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     

时代剧变推动下近代史学演进大势(下)

三、封建帝制崩溃前后"新史学"的倡导和推进戊戌维新虽然被顽固派扼杀了,但戊戌运动由此开启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是阻挡不了的。至20世纪初年,由于空前民族危机的刺激以及逐步形成的共和革命思想的推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局面,掀起了输入西方新思想、新学理,用以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道路的进步潮流。十年之间,雨后春笋般地刊行了大量译著、杂志和报纸。梁启超对当时情况有过生动的概括:"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     

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关系述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 先有地区性的局部统一, 再逐步向多元一体过渡。从西南的地理环境、早期的文化起源、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及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郡县制度对西南民族融合的影响和西南民族内部多元一体的形成等方面看, 这一历史规律在西南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中华民族凝聚力量化测评指标体系及方法探讨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量化,需要将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为可操作的系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需要设计出测评指标和操作方法。民族成员的凝聚倾向则是民族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这种凝聚倾向可以通过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热爱程度得到近似反映。本文在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层级结构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民族凝聚力(民族成员凝聚倾向)的量化测评的指标体系,由此通过问卷调查方法,从一个侧面对民族凝聚力进行量化测评。     

论江泽民“科教兴国”领导思想

"科教兴国"领导思想是江泽民同志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及发展趋势,为我党提出的今后工作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是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实施"科教兴国"的理论依据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科学技术的载体,科技创新是"科教兴国"的正确途径,"科教兴国"领导思想对当前领导工作实践的指导意义包括大力发展中国的高科技生产力,坚持教育优先的战略地位,弘扬科学精神,创建科学文化氛围,加强科技法制建设,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Understanding the Islamic State’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Remaking state and nationhoo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hile many researchers have examined the evolution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slamic State (IS), taking an IS-centric approach has yet to illuminate the factors allowing for its establishment in the first place. To provide a clearer explanation for IS’s successes and improve analysts’ ability to predict future occurrences of similar phenomena, we analyze IS’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the lens of two defining structural condi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MENA): failure of state institutions and nationhood. It is commonly understood that the MENA faces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state fragility, but our examination of state and national resiliency shows that Syria and Iraq yield the most deleterious result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nation, suggesting that the combined failure of state and nation, as well as IS’s ability to fill these related vacuities, is a significant reason IS thrives there today. Against this backdrop, we provide a model of IS’s state- and nation-making project, and illustrate IS’s clea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ver all other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in both countries, except for Kurdish groupings. We conclude with recommendations on how policy-makers may begin halting and reversing the failure of both state and nation in Iraq and Syria.     

旧韩末韩国的民族主义教育——以西北学会的活动为中心

以1905年11月17日签订的《日韩保护协约》为契机,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面对亡国危机,韩国民众通过义兵运动与教育救国运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恢复国权运动。所谓教育救国运动就是通过和平的大众运动的形式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普及教育,对民族思想进行弘扬,对一般群众进行启蒙教育,为此,创立学会就成为教育救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这些学会中的西北人（黄海道、平安道、成镜道出生的人）的文化,以及为了普及教育而创立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会——西北学会为例,试图考察从西北学会的创立到日韩合并的数年间,这些学会究竟为韩国民族意识的提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战败之后：是复仇对抗还是追随结盟？

区域主导权战争后,战败国的行为通常可以被抽象归并为四种类型：积极复仇、僵持对抗、平静隐退和追随结盟。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认为,这种差异性选择取决于和平条约缔结过程中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宽宥程度。但本项研究发现,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与和约缔结过程中战胜国宽宥程度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构性要素与情势性要素的叠加效应才是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背后的激励因素。结构性要素体现为战败国自认为双方是否仍处于同一力量等级,情势性要素则体现为战败国周边是否还存在牵制其力量投送的其他战略敌手。在逻辑同一性框架下,上述两大变量不同组合的叠加效应,构成了战败国选择偏好呈现多元差异性的根源。从战胜国角度讲,厘清主导权战争后战败国行为选择背后的因果机制,对于规避与前战败国陷入周期性对抗与复仇泥沼、促成前战败国走向善意中立或追随和预判特定地区主导权战争后的大国关系走向均能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