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norms

马克思恩格斯的婚姻家庭规范思想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认为婚姻家庭规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它们会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婚姻家庭规范的制订以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为前提，同时又体现出人的主观意志。资本主义社会的婚姻家庭规范是对婚姻自由的桎梏，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之下的婚姻家庭规范才是真正体现和保障婚姻自由的合理的好的规范。     

浅议刑事和解的契约精神

刑事和解是通过被害方与加害方缔结协议来解决刑事纠纷的新模式。契约性是其本质属性,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贯穿其中。刑事和解体现的契约精神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正义,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论言论自由与“诽谤政府”——兼议言论自由保护与规范

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历来受到各国的关注和重视，并受到积极保护。但近年来，中国部分地区发生以公民涉嫌诽谤政府为由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相关案例从言论自由和诽谤罪的定位及两者之间的界限，探讨保护言论自由及言论自由权的界限问题。     

徒刑中自由内容与结构初探——从中国囚犯劳动报酬获取权利之实际状态切入

徒刑到底剥夺或限制着罪犯哪些自由目前并不清楚。以囚犯劳动报酬获取权利之实践来论述徒刑中被依法剥夺的自由类型和结构，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刑法除了规定囚犯必须参加劳动外，并未提及劳动报酬获取权，但规定只要罪犯劳动表现和贡献符合法定标准，就可获得减刑、假释，以劳动成果换取自由是一项制度实践；但此做法目前实际上还只专用于少数人而不普遍适用于一般服刑者，这表明从学理上揭示徒刑被剥夺的自由类型与结构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赌博犯罪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赌博,是指拿财物下注比输赢的活动。赌博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界限应该严格区分、把握。赌博犯罪情报信息的收集渠道包括群众举报、拉出逆用和技术手段。拉出逆用利用了犯罪嫌疑人案发前或案发后的矛盾。技术手段包括资金监控、通讯监控和行踪监控。赌博犯罪证据材料的固定重点在于厘清证据锁链的要求,注重依据不同类型的电子数据进行针对性的提取与固定。     

言论自由能否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

现代的社会是法制的社会,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调整以及约束,自由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发表言论的自由势必要受法律的制约,当言论的内容或者方式触犯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也势必会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危害行为的特征和基本形式来看,发表言论这个行为是能够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这意味着言论自由也要受法律制约。在认定发表言论是否构成刑法禁止的危害行为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危害行为的实质以及发表的言论中所可能构成的犯罪的实质,具体分析其可能产生的行为后果,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动机,再进行具体区分。     

毒品案件侦查中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之解析

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最常用而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在遏制、惩处毒品、走私等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对诱惑侦查仅进行了概括的授权。对于控制下交付,应当在适用主体、前提、目的以及审批方面进行规制;对于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判定标准,应坚持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的原则。     

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

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是一对孪生子女,这是许多国家的信息自由法或信息公开法上的一个现实或必然。在人类对信息自由理念的追求中,＂保护与限制＂形成对立和统一的局面。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信息自由法或信息公开法在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方面各具特色,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我国在行政法规层面对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作出了许多与国际接轨和创新的规定,但是在立法上还没有制定出类似国外的信息自由法或信息公开法。在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方面,我国完全能够与世界各国求同存异,并对存异部分展开交流讨论,以缩小差异和分歧。     

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新中国离婚自由规定的变迁

婚姻制度是一种规范两性关系及部分家庭内部关系的社会制度。婚姻制度的变革充分体现着社会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对我国《婚姻法》中离婚自由相关规定演变的描述,展现了离婚自由从政治附属物到社会秩序附属物再到回归个人幸福的变迁轨迹。历史的发展和婚姻法的实践表明,法律最终还是要回归生活本身,必须要尊重生活。     

商谈民主视野下的结社自由与社团立法

商谈民主理论认为社会公众通过协商和对话参与决策能达致在公共问题上的共识并实现民主,同时强调社团等＂商谈性配置＂的关键作用。结社自由是＂商谈性配置＂发挥作用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其内涵反映了个人与社团实现该自由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我国目前在社团立法上存在着合法性与正当性方面的不足,因此,应当从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明确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完善社团管理体制等方面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