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出庭作证相关问题探析

办案警官出庭作证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与我国的证据立法并不抵触。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确立,法庭对控方的证据要求越来越高,加之当事人法制意识的逐步树立和增强,警官出庭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警官出庭还可以促进对被告人的平等保护,促进案件质量的提高,树立法律的权威。构建警官出庭作证制度要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完善有关法律、严格限制警官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和明确司法程序启动机制等方面来实现。     

军内行政诉讼研究

与军内刑事诉讼和军内民事诉讼不同,军内行政诉讼不仅在法律规范中得不到承认,而且在事实上也未曾开展,仍然处在理论上的探索阶段。因此,对于军内行政诉讼的范围、根据和配套制度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便成为军事法学界的重要课题。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之反思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虽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从比较行政程序法视角和行政程序法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中发挥的实际功能与其应有的功能关系之视角这两方面来看,仍然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借助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类型分析法为工具,以行政程序法所调整的行政活动类型以及行政主体在该活动中的程序角色为基点,选择行政决定、行政法规、行政规定为变项,可以将我国行政程序法建构成司法模式、立法模式和行政模式的行政程序法。而对我国行政程序法反思之重点就可以借助于司法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模式的行政程序法的分析框架来进行。     

委托调解的制度要素

委托调解的正当性和制度功能已为司法政策和国家治理政策所肯定。委托调解的实效发挥有赖于其制度要素的合理改进与持续完善。法院的管辖范围和可适用的审理程序决定着其是否有权进行委托调解。委托调解人应保持组织型和个人型并存的格局,可依次采用共同选定、商请法院确定和法院依职权确定三种方式予以确定。适用委托调解的案件应首先具备"可调性",且不只限于简单民事案件。依职权启动委托调解不会使参加程序的强制变为接受处理结果的强制,且可缓和合意贫困化所带来的机制紧张。处理好立案审查和立案前委托调解启动二者之间的先后关系,立案前委托调解将不会影响到对当事人之裁判请求权的妥当保障。对委托调解之期限的长度确定、延长以及是否从法定期间中扣除离不开谨慎的考量。法院对委托调解协议负有合法性审查义务且依其只能制作民事调解书。委托调解结案可收取更低的案件受理费,但不能免除。     

中美侦查制度比较研究——从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角度浅析

中美两国在国际刑事侦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然而两个国家在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借鉴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是进一步完善我国侦查制度的有益尝试。     

法治目标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公益诉讼中,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对象、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尚未规定明确,这导致司法操作的困境,不利于法治中国建设。应进一步明确收案范围,明确提起诉讼的主体范围,建立配套机制以保证公益诉讼的顺利进行。     

制度化视角下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实证研究——基于夏履程序的分析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质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一种传统的非程序化治理方式向现代的制度化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而协商治理则是实现这种制度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协商治理制度化为研究视角,以夏履程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制度化理念、机制和绩效衡量的分析,探索新型的乡村社会协商治理途径。     

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我国关于赦免制度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中有零星规定,这种立法现状在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几乎注定了其被悬置的命运。完善我国的赦免制度,首先要从实体上丰富赦免的种类,包括大赦、特赦、赦免性减刑和复权四部分。其次要从程序上予以完备,以保证赦免制度的规范运行。在特别赦免中,死刑案件特别赦免程序值得专门研究。关于赦免的立法模式,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制定一部专门的《赦免法》,明确赦免实施的各项实体和程序条件,比较科学可行。     

气候变化政治角力的司法制衡

当政治程序难以解决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价值冲突和利益纠葛时,寻求司法救济已成趋势。法院介入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而引发的纠纷,对案件作出裁判,必然涉及政治立场的选择,与其他政治力量形成互动关系。为了避免法院角色正当性之争,美国联邦法院形成了将政治目标寓于规范阐释、避免作出全输全赢的判决等司法策略,实现了支持环境保护的政治目的。面对正在出现的气候变化行政诉讼,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法律规范容许的解释空间内运用司法策略化解难题,而不能依赖不予立案加以回避。     

被害人辨认错误及其防范

被害人辨认错误是导致刑事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被害人“身临其境”和“身受其害”的当事人身份,决定了被害人体验案件事实和辨认犯罪嫌疑人存在局限性,容易出现某些“诚实”的错误。分析被害人辨认错误的成因,进一步完善辨认规则,健全辨认程序,有助于提高被害人辨认的准确性和可信性,防范错误辨认,保护被害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