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Napster的卷土重来看p2p版权及相关问题

P2p技术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博弈行为中存在一系列法律问题。彻底地解决p2p引发的版权及相关问题,只有将其商业化,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并完善相关版权法律制度。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完善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有限、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制、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完善立法,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论人民警察工作权

人民警察工作权 ,是公民从事警察职业所享有的获得报酬以及得到相应的工作保障的权利 ,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目前对此尚未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天天有牺牲 ,时时在流血的这一职业特点 ,使得加强人民警察工作权的保障有着紧迫的必要性。人民警察工作权有 :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抚恤优待权、特殊保险权、培训权、申诉控告权、执法特别保护权、职业安定权。人民警察权力和工作权有根本的区别 ,但是二者不是矛盾的 ,在一定意义上人民警察工作权服务人民警察权力 ,保护人民警察工作权是人民警察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的基础和保障     

中国语境中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基于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以及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的关系,高校管理关系包括招生管理、学籍管理、校内公共设施管理和校园秩序和安全管理所形成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自治制度框架内,应当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学生个体权利救济机制。     

论公共利益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行政法中的公共利益是由行政法规范限定的、特定时空下的、由行政主体主动捍卫的、体现在行政法运作中的利益,它的法律表现形式主要是公共道德、公共发展权等六个方面,它在行政法中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对行政行为的排斥等四个方面。     

农民、就业与法律父爱主义——以《就业促进法》为例

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就业成为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也是相关立法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就业促进法》浓厚的法律父爱主义色彩埋下了政府裁量权过大、农民就业权受侵蚀等隐患。为此,应彰显农民的就业权利和自由,以理性、确定和比例三原则来规制政府行为,淡化甚至褪去立法的父爱主义色彩,走出价值悖论的迷宫,使该法善始善终,最终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的。     

专利侵权不停止的司法可能及其实现

按照传统民法程式化处置模式,停止侵害是侵权案件必然的司法后果.但如果将这一模式直接引至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过程,则可能发现其中的非必然性.基于科学技术的公共性特质,法院更有可能倾向于在司法过程中促成专利交易,即专利侵权不停止.传统模式的突破,无论从理论解释还是专利实践上均能获致支持.以优化技术资源的市场配置为立场,可以获得“容忍限度论”及“责任规则说”的诠释；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专利侵权不停止业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司法裁断,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仰赖于专利权自身的横向权利结构和对技术目标的诠释.     

审判公开的限度——以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为例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判,这是审判公开原则的例外.其基本含义是审判过程不公开,其衍生规则包括:诉讼材料不公开、判决不公开、对其媒体报道要进行限制.但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也是有限度的,必须在与正当程序、被告人利益、新闻自由等利益平衡后确定是否公开审判,以确保未成年人利益与公众知情权的合理平衡.     

对我国姻亲继承合理性的再思考

根据我国《继承法》，不仅丧偶儿媳或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后能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兄弟姐妹间、旧社会形成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子女与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配偶间形成扶养关系的，也均互有继承权，该规定直接突破了世界通行的继承权仅在血亲及配偶范围内的传统基础。无论从继承权产生的基础，还是从姻亲继承产生的源流上分析，我国基于赡养扶助行为授予姻亲继承权都是对继承权基础的直接违背，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民众继承习惯的背离。通过对姻亲的赡养扶助行为与继承权关系的分析，找出合理的路径与渠道对其实施赡养扶助行为后的权益进行补偿，始为正确的选择。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Defense Lawyer Verifying the Evidence with the Defendant Fully before Trial

Since 2012 whe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tipulated that the defense counsel can verify evidence with the defendant at the prosecution stage, the theoretical circle and the practical circle debated over the scope of the evidence for ver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purpose of verification of evidence in a narrow sense, the side of the scope-limitation argued that the type, the scope of previewing evidence verification, and the right of checking only belong to lawyer. However, from the legislative reasons to protect the defendant's effective quality certificate, to maintain the basic structure that the lawyer verifies the evidence with the defendant, and to prepare effectively for the defense, the defendant should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Therefore, the defense lawyer verifying the evidence fully with the defendant has legiti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