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由于个人利益未得到尊重,社会自治能力过度柔弱,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缺乏可及性,无法承担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使命。应建立消费者协会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制度,发挥行政机关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作用,完善诉讼机制。     

能动司法背景下家事调解机制必要性研究

在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家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这些机制中,家事调解既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又有深厚的本土基础。能动司法揭示了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本质特征,这也为中国特色家事调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清末民初民间订婚婚书习惯研究--基于东北地区与直隶省的比较

民间订婚婚书不同于官方婚书，在清代被称为“私约”。清末民初，民间往往不遵循官婚书，甚至将官婚书与私约相混淆，将清代律例规定的“务要两家明白通知”的关于身体、身份内容的官婚书，逐渐演变成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内容各异的订婚婚书。这种以凭媒妁、交割财礼为主要内容的订婚婚书，在民间百姓眼中被视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证与婚书是双方发生纠纷，裁断财礼的退与还的主要证据。司法机关认定订婚婚书具有法律效力。对这一时期的订婚婚书深入研究，对当今订婚财礼纠纷返还机制的建立有启示意义。     

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关键日期问题——中日钓鱼岛列屿争端关键日期确定的考察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中,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要求,坚持当事方提供证据自由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加甄别地采纳所有的证据。鉴于领土争端案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国际法院针对个案特殊情况,对证据可采性隐含适用了一些限制条件。关键日期一般决定着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在关键日期之后当事方的行为,国际法院通常不予考虑,除非该行为是先前行为的正常继续。而且,国际法院强调,在关键日期之后的当事方提供的利己证据,同样不具有可采性,并不存在分量大小的问题。关键日期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解决钓鱼岛列屿争端具有重要意义。在关键日期之后,日本为了巩固对我国钓鱼岛列屿主权要求而采取的利己措施或试图取得有效统治之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社区调解中的合作主义——基于西南某市调研的分析

转型期的社区纠纷以内生型纠纷为主,外生型纠纷则与经济发达程度、城市化程度呈正比,二者均属于"可控型纠纷"。作为内生型纠纷解决机制,社区调解体现出了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涉及"政府/社区"与"调解者/当事人"两个维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社区调解合作主义的发展向度是: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力量整合的面目出现,强调不同调解力量的合作;政府力量与社区调解力量合作的结果在于实现一种强制性平衡与整合性均衡,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政府与社区力量之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与协调;政府力量的选择性介入须严格限制,且把握好介入的适当性,以确保社区/民众的纠纷解决自主性。     

社会变迁中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体制

权利救济体制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因而很有必要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险争议处理体制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变迁呈现出一个保险社会化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保险争议的社会性也在不断增强,社会保险争议主体逐渐多元化,社会保险争议的内容也更加复杂化。我国现行社会保险争议处理体制的主要缺陷就是不能反映和有效应对社会保险争议社会化这一现状,因此有必要从理念上进行超越、在体制上进行重构。     

再论当好娘家人:协调劳动关系的工会视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变化,给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提出了提出新的课题和要求.经过30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工会逐步完成了工会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协调劳动关系的工会视角:工会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是在劳动力市场化之后,生产要素之间公平合理分配最有效的运行机制,是工会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方式；工会协调劳动关系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这也是工会在推进这项工作必须要遵守的原则.构建和谐社会,协调好劳动关系,不是工会一家的事情,必须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工会协调劳动关系是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Triangulation of Salient Studies to Date on Trust-Building in Mediation

Many studies have empirically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trust-building between mediators and parties to a dispute. We wrote this article in response to a call by Stephen Goldberg and Margaret Shaw for studies conducted in North America to be triangulated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mediation is taking off as an alternative tool in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Our objective was to test theories on the factors that increase trust-building in mediation. With this in mind, the study conducted by Jean Poitras in Montreal (Canada) was triangulated in the Balearic Islands (Spain) and an analysis was made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both studies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关于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法治政府、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各国解决社会纠纷、弥补诉讼制度不足的重要手段。由于受到以往崇尚诉讼意识的影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步被边缘化。要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强化基层的纠纷预防机制;加强基层政府部门协调联动,创新纠纷排查机制;创新人民调解,理顺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解决纠纷的法律关系;完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工作,扩大仲裁服务领域;改革创新信访制度,着力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与仲裁中的状况性因素

调解与仲裁都是以自愿协商为基础的解纷机制。在调解中当事人自始至终控制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在仲裁中当事人为纠纷的解决设定了整个程序和实体的规则框架。因此,可以说,调解是当事人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仲裁是当事人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然而它们都是由状况性因素所左右的解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