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当好娘家人:协调劳动关系的工会视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变化,给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提出了提出新的课题和要求.经过30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工会逐步完成了工会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协调劳动关系的工会视角:工会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是在劳动力市场化之后,生产要素之间公平合理分配最有效的运行机制,是工会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方式;工会协调劳动关系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这也是工会在推进这项工作必须要遵守的原则.构建和谐社会,协调好劳动关系,不是工会一家的事情,必须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工会协调劳动关系是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师旅部队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情况的调查报告

师旅部队随军家属安置依托社会就业的难度不断增大,安置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应采取措施确保主渠道畅通;军营内服务网点安置已成为主要渠道,但建设管理不规范,家属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好解决;部队家属工厂举步维艰,难以解决大批家属就业,只能提倡不可强求;家属自谋职业的主客观困难多,应探索集中自谋职业的路子;社会就业改革的趋势已经提出了经济补偿性安置的要求,要开拓新的安置路子.     

ASEAN AND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volve both island and maritime claim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and the issue has long been a point of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 involves not only the countries in dispute but also other major world power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Its important strategic location and the abundant resources make the South China Sea a target of contention among the claimant countries. The arbitral ruling in July 2016 gives a new momentum to the dispute.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strategic relations of Chin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by analyzing the positions and steps taken by ASEAN and China, as well as ASEAN-China joint initiativ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viable solutions to the dispute.     

劳动争议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

我国劳动争议的证明责任规范呈现碎片化、粗糙化倾向,实务中存在对劳动争议证明责任二元结构理解的混沌状态。司法实践呼唤劳动争议证明责任规范走向体系化、精细化,客观公正目标的实现需要主观证明责任的理性回归。文书提出命令和证明妨碍制度提供了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主观证明责任的契机;立法规范应当立足待证事实,完善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客观证明责任理论体系。关于劳动争议案件中工资待遇、管理行为和公司单方控制证据的特别事实要件,应由用人单位负担客观证明责任,其余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应符合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一般立场。     

常识与理性（四）：走向综合的司法改革

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司法发挥作用的程度通常受制于行政和社会自身之解纷机能的出色作为。故此,应当理性地正视司法的有限性;并树立＂综合司法改革＂理念,在定位于最后屏障的前提下,将司法改革置于整个社会改革体系之中,正视并充分整合行政与社会自身之纠纷调处资源,以促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格局。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     

行政诉讼与行政司法制度关系探析

本文从行政诉讼和行政司法这两种行政救济制度的比较着眼,论述了各自的功能和性质,并进一步阐明了行政司法中最重要的行政复议程序与行政诉讼间不断发展的关系;并对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这两种特殊的、非强制性的行为出现对行政诉讼和行政司法关系的促进等问题作出了阐述,提出了作者的意见和建议。     

论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且对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和解也未作规定,然而实践中和解普遍存在。行政诉讼和解存在的有力依据为:现代公共行政已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和解是不同于判决和撤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与法治原则并不矛盾。它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并能够促使新的行政活动方式产生。在中国语境之下,未来《行政诉讼法》应建立和解而非调解制度才是最佳选择。     

古代证据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折射

在行政司法合一的社会制度中,官方取证的职权意识强烈,刑讯逼供、亲属相隐等取证意识随之形成,在息讼、畏讼状态下,民众证据意识缺失。这些观念以传统文化的形式得以保留,并对现代中国仍然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中国诉讼制度中职权主义证据意识仍然具有影响力,厌讼意识和法律的缺失共同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为此,必须从立法和公众意识等方面,强化证据观念,对传统证据意识进行批判地继承,以期促进法制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