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     

政府治理成本与公民满意:内在联系与成本控制

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高效化是政府治理的核心,也是公民满意的必要条件,而公民满意有利于政府治理成本的高效化,二者内在关系紧密。中国政府治理成本控制压力加大,政府治理有效性与公民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而广大人民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期望不断提高,政府必须要树立善治理念,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遏制扩大治理成本的原始动机;树立人民至上的服务观念,科学决策和制定政策,遏制制度性成本;树立质量观念,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树立公平与共享理念,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调节机制,健全政府成本会计体系,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有效性。     

新公共管理模式对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

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扩大了公民参与的空间,提升了公民的参与能力,使公民社会日渐成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应拓宽公民参与的制度性空间,以公民积极有序地参与促进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和谐社会、公共治理与政府执行力

政府执行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执行主体、执行工具、执行资源、执行制度、执行环境、执行过程等,这些要素在治理的意义上具有新的内涵、结构与功能,因而能够形成更强的执行力。     

上市公司工会职代会状况调查

调查表明 ,上市公司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 ,工会在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通过职代会、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参与公司民主管理方面还不规范。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青年工作发展路径探析——以广州市兴华街兴青年项目为例

青年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创新社会管理格局应重视青年工作,调动一切有利于青年发展、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基层社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探索以下三条路径引导青年参与和服务社会:有效配置资源、实现资源整合、聚焦青年发展;党建创新、多方合力、青年服务项目成果初现;青年微组织带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创新社会服务模式。借此努力形成社区关爱青年,青年服务社会格局。     

论社会对话

社会对话是我国政治学领域亟待研究的课题。社会对话的产生,有赖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也有赖于社会心理的成熟。在社会对话中,政府如何定位,直接关系到社会对话能否顺利进行及其效果如何。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对话模式。成功的社会对话,既是改善治理的关键,又是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推动力量。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的考察

环境问题、环境治理和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政治上的动因,也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之中所蕴涵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政策能力、环境监管能力、环境正义维护能力和环境制度创新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     

Conservation in Context: Toward a Systems Framing of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Wildlife Management

Governance scholars have long championed the adaptive utility of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in part due to their ability to bring diverse stakeholders into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However, research into the link between decentr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ten looks at policy design but bypasses important system feedbacks that shape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over time. To paint a more robust picture detailing how decentr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re related, this paper uses a complex systems framework to explore interacting structural, operational, and cultural components of decentralized wildlif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otswana. Through this comparative analysis, I argue that the landscap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ppears to b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ree factors: 1) how decentralization processes occurred, 2) where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participation is situated, and 3) perceptions of power distribution between groups with competing inter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