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办事机构如何办事？——对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项整体分析

领导小组的研究工作需要适时进阶,从而将领导小组办公室置于学界的聚光灯下。基于重要程度、受关注度、资料完整度等指标,可采用中央领导小组、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作为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的基础信息表。实地调研、文件起草、政策阐释、督促落实这四项重点职责,构成了领导小组办公室运转的功能矩阵。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作用机理呈现为X型链接,即对上承接领导小组成员集群、左右联动职能部门集群、向下延伸下级主体集群。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现实角色已远超过办事机构层面,其乃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关键行动者。     

京津冀劳动政策的差异与协同

跨部门和地区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将政策文献与治理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以1997年京津冀进入一体化实质发展阶段以来三地公布的劳动政策文件为分析文本,结合京津冀协同治理实践,考察京津冀府际间政策文本差异与协同特征。分析发现,在一统体制和中央顶层设计背景下,京津冀劳动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劳动政策内容和数量协同逐渐增多,但在有效治理与利益驱动下存在央地目标设置错位等现象;京津冀劳动政策协同与差异并存,进而形成对区域协同治理的双刃剑效应。     

互联网治理语境下的刑事法治发展路径

互联网时代网络犯罪不断升级转型,危害严重。基于传统犯罪规律而建立的现有刑事法治体系,在应对滋生蔓延的互联网犯罪方面呈现出疲软乏力之势,难以有效发挥遏制互联网犯罪扩张的功能。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互联网犯罪的基本规律,全面检视现有刑事法治在应对互联网犯罪方面的缺憾,在保障互联网健康发展与实现互联网治理同步进行的基础上,从观念、规范、运行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反思,以实现对互联网犯罪的有效治理。     

政党、国家与社会:整合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逻辑探究

现代政治生活离不开三大力量—政党、国家与社会,政党作为整合的主体,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承担着利益综合、利益表达与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职责。在我国,整合就是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治建设是其对自身的根本性整合,决定着所有整合的方向和效果并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正确认识、深入探究该体系,有利于把我们党锻造成为政治坚定、组织稳固、能力过硬的现代化执政党,从而以政党治理促进国家治理,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协调统一。     

福利的本质与公共福利的多元循义供给——兼论需求溢出理论的福利观及永续福利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福利及社会福利的概念都存在多重内涵。需求溢出理论认为,作为不同福利概念内涵的最大公约数,福利的本质即需求保障;而属于公共事务范畴的公共福利的公共性则有实质公共性和形式公共性之分;公共福利的供给主体包括作为元主体的个人和作为衍生主体的四类广义社会组织,公共福利的供给呈现出多元路径或多元机制的嵌入式混合并用。需求溢出理论的福利观主张,我国应建立多元循义供给的永续福利国家,通过公共福利定向供给的退出机制使有劳者的福利总水平(私人福利+公共福利)始终高于不劳者的福利总水平,从而在为民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福利的同时,避免落入西方传统福利国家的养懒人陷阱。     

社会治理创新的结果差异研究--基于多项目实践过程的实证分析

从主体-客体分析视角出发,构建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创新项目三个维度的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通过采用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0个社会治理创新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因素及路径模式。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是多种因素的交叠效应;项目影响力是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基础性条件;公民参与对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影响不显著;稳定存续型、内生动力持久型、阶段性目标主导型和治理效果不佳型是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主要路径模式。     

西班牙宗教事务及其法律治理问题研究

西班牙的宗教传统十分浓厚。进入现代之后,西班牙通过宪法和宗教自由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平等保护原则,逐步形成处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框架,经历了兼有成功与挫败的法律实践。西班牙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基本经验包括政府与宗教团体签订一系列双边协议、对宗教组织实行登记制度、建立社会多元化和共存基金会、尊重各宗教团体的特殊习俗、立法支持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以及设立宗教自由顾问委员会等,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富于创新的宗教法律治理模式。     

中国创业板上市条件法律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的创业板主要面临三大困境:一是对上市公司的资金、盈利性等方面要求的门槛较高,造成了许多真正有潜力的国内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非常困难,这无疑与我国创立创业板的初衷大相径庭;二是各创业板市场正面临激烈竞争,国外的创业板(例如纳斯达克等)制定了很多政策吸引我国中小企业去该市场上市;三是在创业板第一批解禁潮来临之时,首批上市的28家企业中大批高管离职套现,这充分证明了我国创业板市场的不完善性。我国的创业板应该制定怎样的上市条件才能既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又能够维持自身的稳定发展,还能切实保证投资者的利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城市社区聘用制工作人员的困境与身份制度化认同——以贵阳市为例

中国的城市社区因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成为社会问题的重要集中场域,对社会治理有巨大影响。本研究关注城市社区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身份未被制度认可的非在编社区工作人员,分析其面临的状况、困境以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探寻应对困境的框架性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