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国刑事自诉中的证明问题

刑事自诉案件的证明问题包含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两个问题。文章从刑事自诉中的法院、自诉人以及被告人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研究了三者各自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以期对推进刑事自诉案件的研究有所裨益。     

干部选拔标准的评判问题及其消解

干部选拔之所以存在问题,不仅在于干部选拔的标准难以量化、量化不彻底或量化原则难以贯彻,还在于干部政绩评判工作的复杂性、干部评判意识的薄弱性和评判体系的不合理性。解决干部选拔标准的评判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政绩评判问题;解决政绩评判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立健全科学的政绩评判制度,最终解决好“谁评判”、“评判谁”、“评什么”、“怎么评”的问题。     

论诉讼真实的属性、标准及其认可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真实的属性、真实的标准和真实的认可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它们分别从主客体间性、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的角度揭示了真实的不同面目。诉讼真实也包含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混淆,学界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正是由此而起的。真实的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说明,任何证明标准的设定都不能确保裁判者的主观认识必然符合客观事实真相,只有通过加强程序建设,才能使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并因此而具有权威性。     

公安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规格和课程体系改革探讨

公安高职高专院校在办学20多年的时间里,存在着通才型、专才型和复合型三种人才培养规格的类型,其中复合型是公安高职高专院校适应公安机关人才需求的最佳选择,其主要内容包括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的纪律作风、较为扎实的基础知识、过硬的业务技能、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强健的体魄。面对新形势对公安人才的需求,公安高职高专课程体系原有的弊端必须革除,以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格为指导,按照“理论够用、突出应用、强化能力、注重实践、整体优化”的原则,对原来的课程体系进行有效整合,构建大专业基础平台课程体系和专业课课程体系,以实现公安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     

“正当程序”作为行政程序司法审查标准的立法建议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将导致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程序的要求改变了"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模式。把"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标准有很大局限性,本文建议将司法审查标准提升为"正当程序"标准。     

试析中国合同法无效免责条款规定的疏漏及其弥补

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免责条款的规定计有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院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些条文与解释的规定存在重复、冲突之处,同时亦没有构成一个周延的规定。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建议应当增加第三十九条的后果规定,同时修改第四十条,使具有该条情形的格式条款相对无效。     

监狱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构建路径

网格化管理模式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应该认识到将网格化管理模式引入到监狱管理体系的现实意义,可以从完善网格管理制度、细化网格管理分类标准、强化民警教育培训以及加强网格管理绩效考核等方面入手,尝试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施,促进民警执法更加规范,罪犯改造潜能发挥更加充分,确保监狱持续安全稳定。     

清官“吏德”论

中国古代清官的“吏德”,是中国特定文化塑造出来的一种廉政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官“吏德”,主要留存于哲人、明君、贤相、清官的警策语录中,内容比较宽泛,主要有四点：一是清正廉明的勤勉;二是知耻好洁的慎独;三是民胞物与的仁恤;四是正道直行的坚守。学习与继承古代清官的“吏德”,能进一步提升公务员道德素养,改善执政环境,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在我国建立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罪犯出狱新模式

我国重减刑、轻假释的现状源于刑法规定中的逻辑悖论,由此影响了减刑假释制度对罪犯更新改造、重返社会、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降低刑罚成本功能的有效发挥,影响了假释的广泛适用,不利于监狱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应适当降低假释标准,提高减刑标准,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的技术性标准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的技术性标准是其评估标准的重要内容,其技术性标准主要包括形式结构技术的评价和语言表述技术。但行政规范性文件普遍存在着制定技术不符合基本标准要求的问题,如名称不规范、文件结构混乱、具体条款编排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等。因此,应当根据评估的技术性标准要求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应的完善,使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呈现为统一、协调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