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客观化——关于三大诉讼模式的历史解读及侦查拟像的理性构想

司法制度经历了弹劾式、纠问式和辩论式诉讼模式，各个模式都有其相应特点，而其内核则是刑事司法自觉或不自觉的客观化。侦查拟像是指由侦查主体拟制的犯罪事实图景，它是侦查主体依法凭借一定的方式方法对案件信息的挖掘重纽并最终形成的。根据拟像方法的不同，侦查拟像可以分为神示拟像、主体拟像和交叉拟像，而此三者体现了侦查拟像逐渐迈向客观化的趋势与诉求。而侦查拟像客观化有赖于侦查客观化，应该通过发展客观理性来引导对刑事法律、侦查制度和刑事科学技术等的完善，同时通过约束来逐渐消除主观的消极影响。以最终实现侦查客观化与和谐化。     

毒品犯罪若干问题新解——以刑法第347条为分析对象

在直接故意犯罪的语境下，以刑法第347条所规定行为到底有没有行为目的，目的是什么为切入点展开论证。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具体是指制造毒品的行为，以贩卖为目的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的行为，以贩卖毒品为目的的持有毒品的行为；区别刑法第348条与第349条的关键在于行为目的确认，对运输毒品行为的定罪方面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刀切。在运输毒品犯罪中如不能确实认定共同犯罪人的地位时，可以采用部分行为共同责任的原理进行处理。当一行为同时可以被“法条竞合”的各该法条进行事实上的“想象竞合”评价时，有必要在解释时考虑行为目的，以便对行为进行恰当地区分。     

地下金融经济犯罪的风险与防范

地下金融是潜伏在繁荣经济活动中的一股暗流，尽管对某些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其中蕴合巨大的经济犯罪风险。地下金融潜在着经济犯罪风险，应从调整金融体制、加重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和加强金融监控三个层面防范地下金融经济犯罪的风险。     

后世博时代的犯罪证据和侦查实践展望

世博科技的展示都是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风向标,今年上海世博会的举行,所展示的高科技具有数字化、虚拟化、信息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未来必定会影响到犯罪证据存在的形式以及侦查手段、侦查方法的变化,这一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知道科技的发展对于犯罪侦查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这一现象进行探索研究,有利于提高侦查水平,有利于深化侦查理论,有利于打击犯罪现象。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人力资源配置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它的提出是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认识与创新,对推动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以科学发展观为研究视角,从职务犯罪侦查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维度作为论证重点,以期构建权威、高效、公正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     

论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界定及其特征

经济犯罪刑事责任是经济犯罪行为引起的必然性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本文以分析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概念为基础，从不同方面论述了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特征，从而有利于区分经济犯罪刑事责任与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的不同点。     

罪责的客观化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命运

当代刑法对风险控制与危害预防的强调,使得罪责概念的内容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对行为人的控制能力的强调,以选择自由为基础的传统规范责任论被废弃。期待可能性被从责任论中剥离出来,其重要性也日益呈下降的趋势。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当代所遭遇的命运,折射出刑法任务观的重新定位对刑法体系中具体制度与理论的重大影响。     

涉毒案件毒品定量鉴定是量刑的重要节点

涉毒案件中毒品的数量和含量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也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课以刑罚的重要依据。毒品数量和含量认定的正确与否,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的主观故意与案件量刑。当前,司法机关在办理的许多毒品犯罪（特别是可能判处15年以上刑罚）案件缺乏毒品定量鉴定结论,影响案件审理。笔者从法律和公平公正等方面探讨毒品含量分析的重要性。     

论诱惑侦查的相对合理主义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地运用,但在立法上对其并无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或中的混乱及溢用,并引起极大争议。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简单化,应在追求相对合理的前提下,一方面使诱惑侦查这种有效的侦查措施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针对其可能带来的弊端进行规范,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以实现诱惑侦查应有的价值。     

单位犯罪之恒定与代罚制之检讨

97《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是对于单位犯罪的理论争议并未消解于立法的＂一锤定音＂。单位犯罪的立法化使社会存在转化为法律存在,其乃社会发展之必然结果。单位犯罪之肯定首先在于民法上肯定单位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以及法律对这种实在的拟制。但是,单位犯罪单罚制中代罚制所带来的不当后果,乃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对此,应当进行深入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