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Trade off”——对公平与效率的几点新思考

目前对于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讨论 ,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且这种困境将继续下去。在简要回顾了已有理论的基础上 ,本文着重提出了关于公平效率问题讨论的直角坐标系图法 ,构建了度量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公平系数 ,衡量社会在公平和效率上存在问题的社会总体问题指数 ,以及衡量不同政策、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等公平和效率达致程度并使之能够相互比较的社会公平效率总体效应指数。     

论我国立法监督机制的完善

立法监督是一国立法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完善一国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监督机制 ,一直是我国法学界同仁们探索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章在揭示我国目前立法监督机制缺陷的基础上 ,提出了由全国政协作为专门立法监督机构和建立立法听证的审查制和立法听证制度的主张。     

试论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

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1 文化首先是一个特定群体共同拥有的意义系统 ,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确立和强化一个特定群体 ;文化发展的途径是通过个体与群体的冲突 ,生成新的符号系统 ,乃至生成新的内在法则。 2 文化是一个开放的能量交换系统 ,它服从于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任何文化现象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根据这两个定律服务于能量的转换 ;心理能量是能量摄取和转换水平的关键 ,但是心理能量的开发不是技术性的 ,而是象征性的。 3 人文科学的非线性特征 ,要求田野工作应该是一个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进行的系统工程     

简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诉讼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其公正性,而诉讼平等,作为与诉讼公正同等重要的概念之一,则被视为实现诉讼公正的必由之途或形式标志。文章在界定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内涵之后,讨论了与诉讼平等相关的两个问题:诉讼中立与实质平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诉讼立法中有违诉讼平等的几项缺失,如被告人答辩无限制性规定等。最后提出了改进的基本思路。     

我国侦、控、审关系的五大误区及校正

通过比较研究与理论剖析,关于我国的侦、控、审关系,我们发现存在着五大误区应予校正:侦、审之间应该是二元化的配合制约关系而非互相配合制约关系或无关系,侦、控之间应该是配合关系而非制约关系,控、审之间应该是制约关系而非配合关系,整体结构应以审判为中心而非侦查为中心,应该是共时性的诉讼结构而非历时性的工序结构。     

论新时期我国政府主要职能的新定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尽快由事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为了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切实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对我国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将现行的政府主要职能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调整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或者调整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     

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政党的性质是由它所代表的阶级或者阶层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决定的,共产党执政只有坚持党的性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谓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也是对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和要求的最充分的体现。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建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是完善我国合同法的迫切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事人是否可以像在两人合同中一样协议变更或解除第三人利益合同.在没有第三人同意的情况下,当事人行使变更权和解除权虽不应当完全否认,但是必须受到限制.具体标准取决于建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宗旨和该合同的特征.作为一般法规范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制度将与我国现行合同法律法规共存,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在实践中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予以适用.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新近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确立了以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或收益为中心的司法协助新体系,放宽了双重犯罪原则对非强制性司法协助活动的限制作用,全面推广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的联系机制,同时,倡导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纳远程视频听证和联合调查的取证新方式。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新规则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A SHORT COMMENTARY ON TIMOTHY M. TIPPINS AND JEFFREY P. WITTMANN'S "EMPIRICAL AND ETHICAL PROBLEMS WITH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commentary, the call for clinical humility and judicial vigilance in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s confirmed as valid and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where the child custody report writer has for some years been permitted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 ultimate issue, is considered. The inherent risks are briefly discussed, and the question of who of the judge and the social scientist might be better placed to decide the exquisitely difficult children's issues after family breakdown is touched upon. It suggests that a combination of the expert's opinion and judicial fact finding probably produces a result that is as good as it gets. But a greater danger is highlighted. It is the impact of the adversary system, and whether it is suitable in any event to these sensitive court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