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肃反扩大化问题辩正

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指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早建立的具有公安保卫职能的政权机关。同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经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肃反扩大化的关系问题上,学界始终有着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的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但也有学者认为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倾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建立的直接原因之一。本文从历史文件的分析入手,试图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因、制度设计及其在当时政权体制中的地位等方面,探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与当时肃反扩大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与完善的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如何界定;在我国应构建什么样的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较为复杂,也是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争议颇多的问题。确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确保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引入表决权排除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公司大股东借助表决权优势侵害公司和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屡有发生,表决权排除制度可有效杜绝股东为私益而滥用表决权,维持决议的公正性。     

论税收之债的溯及变更和消灭

税收为法定之债,于法律规定之税收构成要件充分时而发生,且在发生后原则上即具有不可溯及变更和消灭性。但在法定情形下,作为例外,对已经成立的税收之债可进行溯及调整。税收之债溯及变更和消灭的事由包括基础处理决定的作成、废弃或变更,法律行为的无效、撤销、解除、附条件的成就,形成权的行使,税收优惠条件的丧失,税收法律的溯及适用,强制执行的回转等。溯及调整税收债务,应遵循一般程序和特别程序的规定。     

论德日犯罪论体系中的犯罪成立消极因素

德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是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典型代表,它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组成,不但强调犯罪成立的积极因素,更强调犯罪成立的消极因素.德日犯罪论体系中犯罪成立消极因素主要有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犯罪成立消极因素的存在使得犯罪论体系兼具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功能,同时也保障了被告人...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过分强调犯罪记录的警示作用可能阻碍未成年犯罪人积极进行改造以重新回归社会,并会对其人格重塑和思想改造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能够克服这些缺陷,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符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提倡的非刑罚化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通过批判继承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方案,应当从实体内容和程序构造两个方面改造并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并将裁量的立法模式纳入其规范构建之中。惟其如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才能够真正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以实现制度与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完美配合。     

美国宪法解释:"麦迪逊两难"之消解

在美国宪法解释实践中长期存在着被学者们所称的“麦迪逊之两难”问题,即民主多数统治的自由与少数自由权利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似乎不可消解的张力之中。不同的学者和法官由于基于各自不同的民主与宪政原则,而在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中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法与立场,主要分属两大宪法解释流派:原意主义和非原意主义。然而,认真考察和分析美国宪法与宪政原意与原则理想,则会得出“麦迪逊之两难”命题不过是一个假命题的结论,因为真正的民主自身包含着自由平等原则。     

深圳市“5．7”抢劫杀人案侦破评析

针对抢劫杀人案件的侦查,深圳市"5.7"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主要体现在:快速出击与查找线索并进,现场勘查与调查访问及时,其中,排查工作是本案得于突破的关键点,即做到了及时、全面、细致的工作要求。     

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困境:逆向嵌入与信任消解——基于深圳市L区的实证研究

社区股份公司是城市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空间拓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现阶段我国多样的市场机会,社区股份公司却长期固守低端物业和租赁经济,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基于深圳市L区31家社区股份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民通过“出身”股权和宗族网络逆向嵌入社区股份公司,严重束缚了社区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自主性。由于社区股份公司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正式沟通渠道,以及过往合作质量较低等因素,极大地消解了双方的信任,社区股份公司不能很好地回应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未来需要从做实集体股份、完善公司治理、调整股权结构、重建信任机制以及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破解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困境。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问题的思考

针对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形势,应使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还应借鉴国外的社会调查、前科消灭以及设立未成年人法院等做法,引入和建立其他新的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