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政策分析

在女大学生就业的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困难,使女大学生在就业中相对于男性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为了有效抑制这一趋势的发展,政府应提供一定力度的公共政策支持,为女大学生提供一个平等的就业空间.     

农民、就业与法律父爱主义——以《就业促进法》为例

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就业成为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也是相关立法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就业促进法》浓厚的法律父爱主义色彩埋下了政府裁量权过大、农民就业权受侵蚀等隐患。为此,应彰显农民的就业权利和自由,以理性、确定和比例三原则来规制政府行为,淡化甚至褪去立法的父爱主义色彩,走出价值悖论的迷宫,使该法善始善终,最终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的。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时代审视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促进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化解就业矛盾、保障和改善民生、拉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宏观调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五个方面表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就业优先战略的内生动力、主要渠道、体制机制、目标导向五个方面来把握就业优先战略的内涵;选择以就业优先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形成就业优先的综合性政策体系、加强公共就业管理和服务、实行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主要措施。     

提升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路径选择——基于对国外家庭支持政策制度设计的分析

家庭支持政策是影响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关键因素。公共托育服务的普及、托育成本的下降、托育开放时间的延长以及生育假期制度有利于提高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因此,应对托育制度、生育假期和生育津贴制度进行完善,并对贫困生育女性提供托育支持和技能培训,以提高我国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优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在校女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北京市大学生的调查

用问卷调查法对北京市30多所高校大学生就其择业倾向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女大学生把工作稳定排在首位;首选的就业地区是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大部分认为工作与所学专业要有一定关联;期望的月薪集中在2500~5000元之间,工作的首要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低收入家庭选择找工作的比例高,高收入家庭选择准备出国的比例高;愿到基层就业的女大学生总体趋势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下降;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更看重第一份工作对自我成长的价值,而低收入家庭的相对看重先自食其力;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高,成绩排名靠后的选择找工作的比例高。     

宁夏重点投资项目带动就业研究报告——以2011年重点投资项目为例

实施重点项目建设,不仅要发挥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作用,更要着眼于提升就业水平。提高就业水平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宁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     

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公约对中国立法的影响

本文评介了《2011年家庭工人公约》的基本精神和立法协商机制,对中国相关法律进行了性别审计。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并论证了一些立法建议,包括遵循人权普遍性和非歧视原则,打破劳动法不调整私人雇佣的思维定势,通过三方协商机制和社会对话确立家政工劳动保障标准。     

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为什么在湄公河流域已经存在数十个国际合作机制的情况下,还要建立澜湄合作(LMC)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湄公河流域大国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宏观背景因素,而较少关注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即澜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究竟"新在何处"。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等既有国际机制相比,澜湄合作机制具有两大新的制度特征:一是议题范围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议题外,还增加了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水资源合作等新议题;二是集中程度更高,与之前合作机制主要由"职能部门引领"以及"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际秘书处的做法不同,澜湄合作机制采取了"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机制运行模式,并逐步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通过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模型,本文考察了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并以此解释了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的形成原因。     

Migrant Workers or Working Women? Comparing Labour Supply Policies in Post-War Europe

ABSTRACT

Why di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choose migrant labour to expand their labour force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World War II, while others opted for measures to expand female employment via welfare expans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gender norms and the political strength of the left were important structuring factors in these choices. Female employment required a substantial expansion of state intervention (e.g. childcare; paid maternity leave). Meanwhile, migrant recruitment required minimal public investments,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and preserved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Using the contrasting cases of Sweden and Switzerland,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a weak left (labour unions and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and conservative gender norms fostered the massive expansion of foreign labour and a late development of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Switzerland. In contrast, more progressive gender norms and a strong labour movement put an early end to guest worker programmes in Sweden, and paved the way for policies to promote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失地农民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研究以“被征地后平均每份工作的 持续时间”作为界定就业稳定性的指标，从微观层面研究失地农民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个体 特征方面，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显著，而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等 的影响则不显著；在岗位特征方面，社会保险、单位类型和所属行业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岗位类型的 影响则不显著。此外，就业创业培训对失地农民的就业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而征地补偿金、补偿房屋出租等 征地后收入来源则显著降低失地农民的就业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