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体与效能双重契合的执法公信力指标体系构建--立足南京公安的实证研究

执法公信力测量的既是执法主体的公信力又是执法行为的公信力,内容包括执法机关的执法质量和社会公众的认可两个层面,因此面临两个维度的契合性问题:主体维度的执法主体与评价主体之间是否契合、效能维度的客观绩效与公众感知之间是否契合。本研究从公共服务评价的契合性和执法公信力的概念出发,基于南京公安“民意110”警务效能监察平台大数据,结合电话访问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从主体合法性、执法有效性、执法正当性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8项二级指标和21项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提供了一个双重契合视角的执法公信力测量框架。     

司法反应:毒品犯罪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公安机关执法切入

公安执法的方式、途径、态度对毒品犯罪的生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公安禁毒工作考核项目的设定或有违基本的经济规律或自相矛盾,运动式禁毒行动存在着人为增多毒品犯罪的风险。毒品案件侦查经营的迷局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运用难免会泛化毒品犯罪的产生概率;而强制性的隔离并没有让吸毒人员远离毒品圈子,某种程度上还会助推他们从违法者转向犯罪者。面对持续恶化的毒情,定政府本职、还公安本位,规范公安执法或能控制毒品犯罪的生成规模、类型及刑罚。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实践的研析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不仅仅关系到某个家庭,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司法机关,执法者的执法思维和执法理念极为重要,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于理念不同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出现了偏离教育和挽救为主这个司法宗旨的问题。文中从实践者的角度,结合对具体司法实践的思考,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中存在的执法理念问题,并试着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对今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天津海事公安局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思考与经验

执法规范化建设是提高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的重要措施,是公安工作的牛鼻子,是三项建设的关键。近几年来,天津海事公安局紧紧围绕交通运输部公安局五个狠抓,三个加强指导思想,稳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笔者结合当前公安执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谈一谈天津海事公安局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思考和经验。     

公安执法环境的新变化及其应对措施

经过多年努力,公安执法环境有所好转。但仍然存在着执法权威受到挑战、公安法规不协调和立法空白、干扰公安执法、社会服务性工作过多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对警察现象研究的不够深入、管理体制存在漏洞、维权制度尚需完善和社会群体心理失衡等诸原因造成。所以,应从强化警察学研究、完善公安法规、改革公安管理体制、健全民警维权组织、强化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应对执法环境的新变化。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检察法律监督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建立,旨在解决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不向公安司法机关移送的问题。然而,由于法律依据位阶低、信息渠道不畅通等原因,特别是检察机关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情形实施法律监督,影响了衔接机制的顺畅运行。因此,要突破检察机关在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监督的法理障碍,对行政刑罚进行重构,将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活动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实现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与刑事证据问的衔接和转化。     

香港与内地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之比较与思考

以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为视角,选取香港警队的执法主体、执法监督和执法保障制度与内地进行比较对照。由于体制不同以及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渊源的差异,我们不可能全盘移植这些制度,但其先进的制度设计理念、立法思想却值得内地借鉴。相比香港,虽然内地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目标与香港警察的执法理念异曲同工,并且公安信息化建设与香港警察对电子科技的运用也没有实质差距,但执法环境和执法保障问题对规范执法的制约却使内地的执法规范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论刑事法律制度执行的异化——以赵作海死刑案件为视角

赵作海的冤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关注,该案表面看来是死刑问题,其深层次却显露着刑事法律执行的异化问题。执法即是执行法律,不是执行变通的法律,也不是执行观念之中的法律。法律规范的确立,不应仅仅是一个法律文本中的“陈列品”,将其转换为法治土壤下活生生的法律实践,是法律执掌机关的首要任务。     

论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制度的悖谬——以法院对执行申请的审查为视角

一项不合理的制度,是不可能通过理论上的思辨解释或具体操作方式的选择而变得合理的,我国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制度就是如此。虽然目前我国法院对受理要求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后的审查方式有实质性审查、形式审查和明显违法审查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但由于我国主要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因此,无论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选择何种审查方式,都完全无法摆脱理论和现实上的双重困境。重新建构我国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执行制度势在必行。     

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对其如何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实践证明,无论是采用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对生态环境问题加以治理,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多元共治模式的提出,则突破了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局限,旨在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比较分析生态环境单一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